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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第2页）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

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

教导员吓唬她：“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是无意的。”

“谁知有意无意。你知道犯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吗？”

“不知道。”

教导员气得直咬牙：“你这种态度……哼，不用上纲，本身就在纲上！你回去考虑吧！”

第二天，教导员宣布我们三个人停工，在家写交待。让我在宿舍里写，大许在办公室，邢红在会计室。还好，没派人看着我们。

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好不凄凉。说实在的，让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吓坏啦。我倒不是热爱劳动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吓的。要是教导员背地里骂我，说我是流氓、坏分子，我也顶多是害怕一阵。这一不让我下地，可就和群众隔离开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就会觉得心安理得。这一分开，我，我，我成了什么啦？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么一个需要隔离的人？想着想着我就没出息地哭了起来，就着这股心酸劲就写起来了。啊呀，提起这份检查我要臊一辈子。我写“敬爱的教导员”，还说我出身工人家庭，对毛主席是忠的，对领导是热爱的。又说自己工作一贯还好，受过教导员表扬等等，写了一大堆摇尾乞怜的话。后面说自己在宝像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一时疏忽，没有看清谁撕的，心里很难过，“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最后是说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还算好，我没把大许给卖了，可是也够糟的了，我说“没看清谁撕的宝像”，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撕的。我都奇怪，当时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写完以后，我正坐在窗前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脑门前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