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咖啡店老板,我记得是一个长发、前秃的男人,一年四季戴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粗得简直离谱。我一直期待着金粉脱落,看到里面是黄铜打底的,两年过去了,可以确认是纯金的。咖啡女孩恰好也想到了金项链,说:“就为那根项链,被人劫道,抢光了杀死在路边,有可能吧?”
“尸体很快就会被找到的。”
“晤,”她托着腮说,“可能被扔到河里去了呢。”
“一个礼拜了,也该漂起来了。”
“碎尸了?”
“就为一根金项链?”
“你对杀人还挺在行的。”
“我杀过人,哈哈。”我说,“放点音乐吧。”
“听什么?”
“继续你的《OKComputer}。”
“说实话,听腻了。”’
我从书包里拿出Lush乐队的《lovelife》,递给她。她翻看了一下,问我:“这就是你寒假跑到南京去淘来的?”
我说:“可不容易呢,跑到南京,在很冷的旅馆里一个人过春节,车票全都卖空了,想去哪儿都不成。大年初一搭了一辆长途汽车回到T市,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唱片,一次买了两张。”
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