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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也曾绊绊撞撞，伤着自己，可谁也不会在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动于衷。对我来说，能如此生活在一种温情柔意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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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1）

不久，如晴天霹雳，一次大战爆发了。当时，劳伦斯正和两位朋友在英国北部的湖泊区观光，而我则独自在伦敦。劳伦斯赶回来后，我们同鲁普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了一顿饭。鲁普特？布鲁克的皮肤白皙得出奇，而且动辄就脸红，带着一种奇特的忧郁美。他是来同我们一起住的。甚至在那时我就想：“他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一定已经烦了。”他从来没显得高兴和满足过。记得埃迪？马什说过：“我们担心终有一天会爆发战争，但也许外交部和厄尔？格雷已经改变了这种形势。”

但我们还是无法相信他的话。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带血的和平重新开始了。”

然后，便宣了战。起先，它似乎只给人带来激奋。真是的！还激奋！起先，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结果。

我们在查林道车站看见一列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向前方开去。女人们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却强装出勇敢，抑住眼泪在那儿同她们的儿子或丈夫告别。这不由地使我因这些可怜的妇女而抽泣。我并不关心这些士兵，那么多的士兵是英国人，俄国人抑或是法国人。在这里，国籍只是一种偶然，永恒的却是悲哀。

劳伦斯对我的眼泪感到害臊。

他自己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战争而困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人也变得精神和抽象起来，对外界失去了知觉。而我这个从小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人则因此而被吓坏了。

劳伦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战斗。但他却竭尽全力在谴责这次“世界大战”。非人性、机械、纯粹的破坏！莫名其妙的破坏！

当劳埃德？乔治执政以后，劳伦斯完全丧失了对他的祖国的信心。那个非英国的劳埃德？乔治竟然代表了英国的威望？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战争，又是战争！劳伦斯感到，这无异于一种致命的疾病，人类尊严的崩溃。而我只是感到害怕，所有基本的本能消失了，安全丧失了。

一天晚上，我们从一位朋友家回来，走过汉普斯特德时碰到了一大群人。天空上，乌云翻卷，一架德国飞机在头顶飞过。当时我想：“这架飞机上说不定坐着我年轻时一起跳过舞、一起玩耍过的德国人。如今他们给这儿带来了毁灭和死亡。要是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知道我也是德国人的话，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我们神色黯然地回家了。在那么多的恐惧面前，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偏僻的伯克郡找了座别墅住下。可即便在那儿，也不时地有人对我们不放心。甚至当我们在附近的树篱旁采摘黑草莓时，也会有警察突然在我们背后的灌木丛里冒出来，询问我们的身份。劳伦斯，这个在写作中那么勇敢无畏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他视为一个邪恶的人物？我以为，这不是他的行动诡秘，而是因为别人的阴暗心理。有一个女人甚至吹嘘说，她曾把我们作为间谍撵出了康沃尔。

我们住的地方靠近吉本和玛丽？坎南的磨坊，到默里家也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在黑森森的冬夜，我们会穿越光裸的树林和只剩下死白菜根散发着腐烂味的田地，去看望他们了。

一次大战（2）

坎贝尔曾来我们这儿度过了一个周末。他在伦敦时那么高贵文雅，如今戴了一顶旧的便帽，腋下夹着一根很粗的手杖。在我看来，他很像一个爱尔兰流浪汉。他还在为他的“阿尔兰”故乡而悲悲戚戚。

圣诞节到了。我们用冬青树和槲寄生把小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又是煮、又是烧、又是烤、又是煎地做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坎贝尔和科特里昂斯基来了，默里夫妇来了，格特勒和坎南夫妇也来了。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饭后，我们在摇摇晃晃的地板上跳起舞来。吉伯特昂起头，高声唱道：“我感到，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一只鹰。”

科特里昂斯基满怀深情地唱起了他的希伯莱歌曲，而凯瑟琳娜则拉长了她那张古怪的脸，唱起了一首哀歌：

我是个不幸的人，

落进了煤洞里，

跌折了我的腿，

还因为偷煤而关了三个月。

我是个不幸的人，

即便天上下着汤，

我也没有匙子，

唯有一把饭叉。

她还用法语唱道：

你的糖汁很甜，小蛋糕，

你的糖汁很甜。

别大声嚷嚷，小蛋糕，

这屋子并不属于我们。

我很喜欢这歌的曲调。可一当我试着唱时，劳伦斯马上制止了我。他觉得这歌的节奏太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欢快的聚会，在接下去几年里，我们都不曾这么高兴过。

到了春天，我们去苏塞克斯同梅内尔夫妇住在一起。我们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些孩子们。当时，莫尼克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住的房子是维奥莱特租给我们的，我只隐约记得艾阳丝？梅内尔的形象，脑子里只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她由维尔弗莱德引着穿越草坪，就好像比阿特丽斯在但丁的引导下默默地向前走去一样。

此间，我听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可我对什么人也没说，只是让它成为我的秘密。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劳伦斯，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总不至于期望你父亲陪伴你一生吧？”当时，伯特兰？拉塞尔给劳伦斯发来邀请，请他去剑桥大学。劳伦斯早就十分向往能去剑桥一趟。当他回来后，我曾问他：“你在那儿做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嗯，到了晚上，他们一边喝红葡萄酒，—边在屋子来回地踱着步子，大谈巴尔干形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对那儿的形势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