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必要每次都陪着我去就诊。”玛拉对我说。这是6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我们一起沿着第一大街向公共市场走去。
“我知道。但我想陪着你。”我挽着她的胳膊说。
玛拉来西雅图和我同住的这两个星期,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照顾孩子实在费神费力,甚至有些可怕。每次当她走进洗手间时,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她又偷偷干出自残的事情。我会检查垃圾桶,并留心每盒创可贴的数量。我不敢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想尽一切办法监督她、保护她,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当过妈妈的人,能做到哪个份儿上呢?
此刻,我坐在布鲁姆医生的等候室中,对着笔记本电脑,盯着空白的屏幕。这件事我必须要有所作为了,时不我待,迟迟没有进展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我已经没有退路。
我知道回忆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年我读过不下百部回忆录作品。它们的开头几乎千篇一律:首先交代背景。看来我有必要借鉴一下,在我真正开始叙述,开始描绘我的人生图景之前,先给自己设定一个背景,就像歌剧开始之前要设置舞台,然后才会介绍演员和场景一样。
于是,问题来了。与每次使我文思枯竭、执笔难书的原因一样:我写不出我的故事,只因我对自己的过去知之甚少,还有我的妈妈。
我对妈妈几乎一无所知,而对爸爸的了解则更加少得可怜。我的过去简直就是一片空白,难怪我迟迟写不出东西。
我需要和妈妈谈谈。
想到这里,我打开手提包,找到那个小小的橙色瓶子。阿普唑仑已经只剩最后一片,我不用水直接吞了下去。而后慢慢地,我拿起手机,打给了我的业务经理。
“弗兰克。”电话接通后我说道,“我是塔莉。给我妈妈的支票她每月还在兑现吗?”
“你能给我打电话真是太好了。我给你留了言的。我们得谈谈你的财务问题——”
“行,没问题。不过现在我需要知道我妈妈的情况。她每月都有兑换支票吗?”
他让我先等一等,过了一会儿才又回到电话前,“有,每月都在兑。”
“她最近住在什么地方?”
又是一阵停顿,“她住在斯诺霍米什你的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我们给你发过告知函。我记得她好像是在你的朋友生病时搬进去的。”
“我妈妈住在萤火虫小巷的那栋房子里?”我真的知道吗?
“没错。现在我们能谈谈——”
我挂了电话。还没等我从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中醒过神,玛拉就从布鲁姆医生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哥特小子不知什么时候也进了等候室。他黑色的头发挑染了几缕红的和绿的颜色,耳垂上穿着安全别针。我瞥了一眼他脖子里的文字文身,意思应该不会太正经,不过大部分文字我都看不到。
玛拉从办公室出来时,他站起身,脸上带着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笑。我不喜欢他看着我的教女的那种眼神。
我绕过咖啡桌,宣示主权般地来到玛拉身旁,挽住她的胳膊,拉着她离开等候室。出门时我回头瞄了一眼,那个哥特小子正注视着我们。
“布鲁姆医生说我应该找份工作。”身后的门慢慢关上时,玛拉说。
“好啊。”我心不在焉地说。此时我满脑子都在想我妈妈的事,“这主意不错。”
整个下午,我在公寓里踱来踱去,试着厘清头绪。
我从外婆那里继承了两栋房子,而今我的妈妈就住在其中的一栋中。这栋房子我之所以没有卖掉,是因为房子对面就是穆勒齐家。这就意味着倘若我要去找我的妈妈,就不得不回到我和凯蒂最初相识的地方。就是在那里,14岁那年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的整个人生都发生了改变。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玛拉怎么办?是带她一起去,还是把她单独留在这里?两种选择都让我觉得不安。虽然我像只老鹰一样把她看得死死的,可我并不想让她看到我和我妈妈的碰面。因为以往的见面没有一次是愉快的,要么丢脸,要么伤心。
“塔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