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服务台登了记,并告诉值班的女护士说他在等塔莉·哈特的消息,之后他便在虽然开着却没有图像的电视机旁找了个位置坐下。头隐隐作痛,他只好靠在椅背上休息。
凯蒂不在的这几年,他经历了许多坎坷,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此时他不愿回想这些,毕竟生活就是如此,虽然磕磕绊绊,却总有值得铭记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开始祈祷。上帝,凯蒂去世的时候他曾一度对他失去了信仰,然而玛拉出走之后,无助的他又重新回到了宗教的怀抱。
连续几个小时,他静静地坐在等候区,看着数不清的陌生人来来往往。他还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通知塔莉发生意外的事。他要等待医生给他更确切的消息。噩耗,对这个经历过不幸的家庭来说太过残酷。如今巴德和玛吉都住在亚利桑那州,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强尼不想让玛吉又一次急匆匆地赶去机场。他很想给塔莉的母亲打个电话,虽然现在天色还早,可他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当然,还有玛拉。只是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接自己的电话。
“雷恩先生?”
强尼猛地抬起头,看到医生正向他走来。
他想上前迎一迎,但浑身虚弱的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医生扶住他的肩膀,说:“雷恩先生?”
强尼用尽全力站起身,“她怎么样了,贝文医生?”
“性命暂时保住了。请随我来。”
强尼梦游般地跟着医生离开了等候区,来到附近一间没有窗户的、狭小的会议室。会议桌的中央没有常见的鲜花,只孤零零地放了一盒纸巾。
他茫然坐了下来。
贝文医生坐在他对面,“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脑水肿,也就是大脑里的肿块。她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颅脑损伤。我们已经在她颅内植入了一个分流器,但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我们给病人降低了体温,并用药物使她处于暂时昏迷状态以控制血压,不过她的情况非常危险,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我能看看她吗?”强尼问。
医生点点头,“当然可以,跟我来吧。”
他领着强尼穿过几道白色的走廊,进电梯,出电梯,最后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区。贝文医生走到一个用玻璃墙围起来的病房前。这样的病房前后共有十二间,呈马蹄状围着一个忙碌的护士站。
塔莉躺在一张狭窄的病床上,被一堆仪器包围着。医生已经剃掉了她的头发,并在头盖骨上钻了个洞,从而插进导管减轻颅内压。她身上还插着许多别的导管——有呼吸管、饲管,还有另一根插进颅内。病床后面的黑色屏幕上显示着她的颅内压,另外一个监视器显示心率。她的左胳膊上打了石膏。苍白得有些发青的皮肤上反射着冰冷的光。
“脑损伤这种情况很难预料。”贝文医生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她受伤的程度和范围。这是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希望能搞清楚的。我很想说得更明确些,可惜这个领域就是如此,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强尼对脑损伤并不陌生。他自己在伊拉克做战地记者的时候就有过亲身经历。他在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之后才算恢复正常,可尽管那样,他记忆中关于自己在爆炸中受伤的经历仍是一片空白。
“她醒来之后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能不能醒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她的大脑功能还在,只是因为用了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有多少功能是完好无损的。她的瞳孔还有反应,这是个好兆头。但愿昏迷能使她的身体有机会自我调节和修复。但如果出血面扩大,或者脑肿持续……”
他不需要继续说下去,强尼知道结果是什么。
呼吸机扑哧扑哧的声音不断提醒着他,塔莉还不能自主呼吸。
监视仪的哔哔声、指示器的嗡嗡声、呼吸机的扑哧声,各种刺耳的杂音汇聚在一起,像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艰难维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
“她究竟怎么受的伤?”强尼最后问道。
“只知道是车祸,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贝文医生向他扭过头,“她是信徒吗?”
“据我所知,不是。”
“真遗憾。这种时候,信仰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是啊。”强尼深有同感地说。
“我们认为多和昏迷的患者说说话能起到帮助作用。”贝文医生说。
随后他再次拍了拍强尼的肩膀,转身出了病房。
强尼在床边坐了下来。他就这样坐着,盯着塔莉,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说“坚强点,塔莉”。他坐了多久?久到足以让内疚和遗憾化作喉头上一阵又一阵的颤动。
为什么非要等到悲剧之后才能看清生活的原貌?
他不知道该对塔莉说些什么。他们之间说过的以及还未说出口的话都太多太多。但有一点他非常肯定:倘若凯蒂在这里,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为他赶跑了她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对塔莉所做的一切。
强尼只想到了一件事,尽管他觉得这样做非常愚蠢,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开始轻声唱起了一首歌,一首每当回荡在他脑子里时就会想起塔莉的歌:“只是一个小镇姑娘,生活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上……”
我在哪儿?死了?活着?或者两者之间?
“凯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