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主任说:“从这个月,就啥都没了。不过呢,大傻的工资可以从这个月一号算,按学徒工,每月十八,一年以后二十,第三年二十二,三年以后出徒转正,按一级工发,二十七块五。粮食供应改成三十斤。咱们这属于轻工种,按理说得按二十七斤的标准。这是张代表特意交代的,说大傻能吃,多给三斤,按厂里一般工种算。”
从办公室出来,往清洁队去,姜姨就一路嘟囔:“幸亏咱把这月的粮食都买出来了,要不然你这一入厂,就只能买你一个人的粮食了。赚一个月算一个月!可这以后咋办?三十斤,还是不够你吃的呀?”
一路嘟囔着,就到了清洁队。
这时候,清洁队里各村扫街的清洁工还都没回来,就正副队长两个人在,面对面坐在办公桌跟前闲聊。两个人已经得了于主任的通知,知道姚大傻要来顶他妈的班。
正队长张庆忠是个四十好几的老工人,原先在冲压车间干冲压工,出了工伤事故以后,再无法正常工作,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
副队长李乐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过去也是厂里的工人。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喜欢胡说八道。前两年路线斗争正激烈的时候,这张嘴害了他。要不是他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就不是给发配到这里来这么简单了。
见姜姨带着姚大厦进来,正队长张庆忠还没说什么,李乐的怪话就先来了。
“哟呵,来啦?”他看着姚大厦,跟张庆忠说,“这清洁队还真是大杂烩啊,地富反坏右没一样没有,这回又来个傻子,这下就全活啦!”
张庆忠看李乐一眼说:“别胡说八道!”就转过头来,让姜姨和姚大厦坐在门口的连椅上,对他们说,“大傻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还是顶替他妈,在一村和邵玲一组吧。今天大家还没收工,也没啥好说的。你们先回去,明天按点来上班。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让邵玲明天给大傻说,她熟悉工作,估计教个几天,大傻也就会了。”
这扫大街也是有不少事儿的。厂里前几年凡是犯了错误,又够不上蹲牛棚或者劳改的,开除也不合适,就都弄到这里来了。
张庆忠的分配原则,就是一个村俩。一个正式清洁工,监督一个思想不端正,犯了错误过来的。这也属于监督改造。
监督者负责向他每天汇报被监督者的实际活动和思想动向。被监督者,则要三天给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犯的错误,还要写上改造和学习心得。
其实,他识不了几个字,他们交的报告他很少仔细看,主要还是存档,给上面有个交待。
比如这个邵玲,初中毕业就进来了,当然是她家里有点关系,不是犯错误发配过来的。在这里当清洁工,虽然扫大街名声不好听,却可以成功逃过上山下乡,不去农村。身后没有关系,这里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
邵玲就属于监督者,原先是监督一个厂医院的老中医,听说年青时为日伪看过病,有汉奸嫌疑。
这老中医在这里干了一年,盼着改造好了回医院工作。却不料厂里实在找不出比他性质更严重的人来了,上面又有名额,就把他给报上去。然后,老中医就没了踪影。
然后,就是姚大厦她妈过来,在邵玲监督下接替了老中医。
如今,姚大厦他妈也没了,姚大厦又来了。这个倒是不用监督,他不是坏分子,他是傻子啊。
不用监督,邵玲也就不用向张庆忠汇报。当然,姚大厦过来,估计也不用写反省材料。
和姚远报了到,姜姨就和他先回来,路上又嘱咐他一些上班工作以后的注意事项。
当然,第一就是要爱党爱国爱领袖,不乱说话。其次就是做人要勤快,尊重师傅。上班要比别人早,先打扫休息室的卫生,帮两个队长擦桌子扫地,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姜姨嘟囔了一路,差点把姚远的脑子给说的了。
姜姨一路说着,姚远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嗯嗯”答应着,心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啊,还能扫一辈子大街吗?他就是刚穿回来,还有点懵圈儿,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干,先找个能挣钱吃饭的地方,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一直到吃完了饭,姜姨还是对他不放心,还在教他进厂以后怎么当工人,做好自己的工作,给他举一大堆好的和坏的例子。特别是某某说错了话,被打成什么派,丢了工作的例子,一直说到晚上八点,还没有住嘴的意思。
姚远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还得不住地点头。
最后就把姜抗抗给说烦了,对着她妈喊:“行啦!他会说话吗就能说错话?你这个念叨法,脑子好使的人都要给你说傻啦!你消停一会儿,成不成啊?我脑袋都大啦,还让不让人活啦?”
姜姨这才住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