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整晚没有睡好,加上一大早就喝了不少酒,因此感到有点头晕眼花,所以当他看到几匹从峡谷跑下来的小马,用它们笨头笨脑的脸对着他时,就用一口很破的索美塞德郡的方言对它们大嚷:“滚开!该死的笨东西,不要用你们的笨眼睛看着我!”然后回去喝咖啡、换绷带。
祷告后的第一堂课是五年乙班的法文,杰岷在教室里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处罚了一个笨学生,结果只好在下课时撤销惩戒。在休息室里,他又跟刚才在教堂里同样俐落的动作做完例常的工作:将信件检查一下,这种极简单的查验,却极有效。他从来没听说任何行家使用这种方式,但行家不会说出他们的技巧。“你这样想想看,”这个行家会说:“如果对方在监视你,一定会留意你的信件,因为在情报工作中,留意信件是最容易进行的事,如果对方在国内,而且得到邮局的合作,这更是易如反掌。那该怎么办呢?每个星期,你在相同的邮筒、相同的时间、贴相同的邮资,投寄一封信给你自己、一封给同一个地址而不知情的朋友,塞些随便的卡片或当地超级市场的广告单在信封里,但一定要把信密封,然后等着比较收信的时间。如果你的信比那位朋友到得晚些,那你就可以感到某人的热鼻息在你背后了——在这个案子中,那人就是德比。”
杰岷在他古怪而蹩脚的字汇中,称这种方法为“测水法”,而这次水温相当正常。那两封信在同时到达,但杰岷到得太迟,无法取回写给马娇丽的信,这次轮到她做不知情的朋友。因此杰岷只得把自己的信放进口袋,埋头看《每日电讯报》,而马娇丽则撕掉一封请她参加圣经诵读会的信件,生气地说:“噢,真无聊!”接着,杰岷照常去上课,按学校程序工作,直到前去担任学校的少年足球队对圣伊文斯队比赛的裁判。球赛进行得很快,结束时,他的背部又开始隐隐作痛。他回车上又猛喝伏特加,到该摇上课铃时,他才想起答应为小艾代摇的,他已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答应的。但校内这些年轻的同事,尤其是结过婚的,常常托他代做些杂务,而他从来不会加以拒绝。那摇铃是个船上用的旧警铃,可能是翟校长的父亲发现的,现在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杰岷在摇铃时,发现罗比尔带着纯洁的微笑抬头凝视他,希望引起他的注意。这种情形,每天总有五六次。
“喂,大象,这次又有什么问题?”
“老师,请听我说,老师。”
“大象,有话就说出来吧!”
“老师,有人问你住在哪里。”比尔说。
杰岷放下摇铃。
“大象,什么人问的?说出来,我不会咬你的。喂,说出来呀……喂,是什么人?男的?女的?喂,小朋友,说吧!”他一边温和地说,一边蹲到和比尔一样的高度。“不用哭,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烧啦?”他从抽屉里抽出手帕来。“什么样的人?”他以同样轻柔的声音重夏一遍。
“他问过麦太太,他说他是你的朋友,然后回到他自己的车里;那车子停在墓地旁。”比尔又流了阵眼泪。“然后就只是坐在车上。”
“你们都滚开,该死的家伙。”杰岷对着一群在门口嬉闹的高年级学生大叫。“快滚开!”他又对比尔说话。“那个人身材高不高?”他柔声地问道:“大象,是不是一个懒懒散散的高个子?眉毛浓浓?背部微驼?是个瘦子?白德理,不要瞪着眼睛在这里看!在那里等着,好送大象回舍监那里去!是个瘦子吗?”他再次问了一遍,语气相当肯定。
但比尔已经辞穷,他什么也记不起来,连尺寸大小的感觉也失去,他在成人世界里的选择能力己消失。大个子、小个子,年老的、年轻的,驼背的、直直的——他们都是一群没法区别的危险人物。“不对”,是他无法对杰岷用的字眼;但说“对”,则要负担起使杰岷失望的可怕的责任。他看见杰岷望着他,又看见他的微笑逐渐退去,同时感到一只同情的大手搭在他胳臂上。
“大象,干得好!从来就没人象你观察得这么仔细的,对不对?”
比尔把头无助地靠在白德理的肩膀上,闭上眼睛。当他张开时,透过灰蒙蒙的泪水看到杰岷已走到楼梯的一半了。
杰岷自觉很平静,甚至可说是放心。他晓得附近有人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是归功于他的例常工作:监视那些监视员查询过的地方。在教堂里,人口的增减是最普通的话题;郡政府厅,有选民的登记簿;有些商店让客人赊帐时,会留下一点身分资料;酒店,是迟早会被追踪者利用的地方。而在英国,这些地方都是监视人员接近你之前,自动会去巡逻的天然陷阱。果然,前两天在陶顿市区和图书馆助理馆员的畅谈中,就让杰岷发现了他正在寻找的“脚印”。这个陌生人显然来自伦敦,对乡间兴致勃勃;没错,看来他象是个政界的绅士——很可能是个政治研究员,甚至还颇象个专家呢——现在想来倒有件事很奇怪,他要找的东西之一,竟然是杰岷所居那一村最新的记录——没错。选民名册——他们打算对偏远地区的居民作一次挨家逐户的调查,尤其是新近搬来的居民……嗯,是有点奇怪,杰岷点头同意他的话。从那时开始,他作了几次安排。他买了到好几个地方去的火车票——陶顿到爱塞特、陶顿到伦敦、陶顿到史文顿,有效期为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一旦要再逃亡,车票必定难逃追踪者的眼线。他取出旧身分证和手枪,藏在地面上容易拿到的地方;他把一个装妥衣物的箱子放进汽车的行李箱里,而且加满汽油。这些预防措施稍微减轻了他的恐惧,也使他晚上略能安睡,如果背部不痛,或许会睡得更甜。
“老师,谁赢了?”
是那个新生卜比,穿着睡衣、带着牙膏,正要去医务室。有时,孩子们会无缘无故地跟杰岷说话,他的身材和扭曲的外貌是种挑战。
“老师,那一场球赛谁赢了?就是对圣伊文斯队那一场。”
“圣伊文斯队,”另一个男孩说:“是呀。老师,到底是谁赢了?”
“他们赢了!老师,”杰岷大声地说:“如果你们认真地看球,就会知道谁赢了,老师!老师!”他挥舞拳头,假装要打他们,顺手把两个孩子推过走廊到舍监的诊所去。
“老师,晚安。”
“晚安,小鬼们。”杰岷说完,转身走进可以看见教堂和坟场的学生病房里。病房里没有点灯,有种他最讨厌的外观和臭味,躺在幽暗中的几个男孩已吃过晚饭,在等待量体温之前迷迷糊糊的打磕睡。
“谁呀?”有个沙哑的声音说。
“是犀牛,”另一个声音说。“喂,犀牛,谁赢了?”
叫杰岷的绰号是违规的,但生病住院的孩子认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