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局每月十五号研究一次,然后报地区公安处。”
“再然后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说相声。
王科长真是个好脾气,要不就是因为认识我爷爷,“当然是地区公安处研究喽!如果通过……”
“就行了!”我急忙问。
“不!上报省公安厅外事处审批,如果通过由他们签发赴港通行证。”王科长终于回答完毕。
“明白了……”我如释重负。
我回来一说,老头子长叹一气,这么麻烦?要不咱……不去相见?不去见?嘿嘿,说说赌气话而已,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要见面了,岂能放弃?
如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明知很官僚、很嗦、很烦心、很浪费时间、很牵扯精力,但是,你还得去办,你还得忍受。赶快的,去照彩照。好在县城里刚刚有了第一家用柯达相纸成相的彩色照相馆。我拉着爷爷去照了那八张相,怕效果不好,照了两次。
老头子在镜头前挺听招呼,工作人员让低头就低头,让笑笑就笑笑。
“爷爷,您有老人斑了。”我突然有了新发现。
我爷爷一扭身子:“谁说的?我这是青春美丽痘,是粉刺。”他不认账。
照相的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老革命”后,也跟着夸:“是粉刺,老爷爷……”
成相本该五天取,人家照顾他,三天拿到了。你别说,还行,老头子昂首端坐,面带笑容,很有一番派头。
赶快填表贴照片。填表时,我们爷孙发生了争执,他执意自己填:“我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写,再说,自古以来,小楷填履历,我这把小楷正有了用武之地。”
也罢,人老了,想法也许是对的。
填完表,我立即将这些材料、照片及户口本送到了县公安局。但很遗憾,县公安局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门卫让我第二天再来,无论我怎么解释那个门卫就是不听,拉倒,我只好返回。
第二天上午去送,又碰上公安局科以上干部开碰头会。交给别人吧,又不放心。而且,那些工作人员也不愿接。只好坐在办公室里翻了两个小时的报纸,一直等到王科长散会。
王科长对我爷孙俩的效率大加赞扬:“好,正好,能赶上这个月的15号,要不,就得推到下个月。”接着,就是夸我爷爷的字好:“瞧,这小楷真正的正范,不行,我得求老爷子一幅字……”
说的无心听的有意,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回来后给老头子一说,老头子反而不好意思了。“人家不过是随便一说,咱能当真吗?”
“必须当真。”我说,“哪怕给了人家,人家又扔了。因为咱现在求人家。”
这么一说,他倒认真了:“写什么好呢?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那我就写先让一部分人去香港。”
“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知道老头子是开玩笑,这就是我爷爷的幽默。
最后,我爷爷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写了幅唐诗。不料,这开启了当地领导干部纷纷向老头子索字的先河,直到老头子1997年溘然长逝。
县公安局终于通过了,并上报到地区公安处。王科长又给我们透了个实底,潍坊地区(含烟台)当年随国民党50军撤往台湾的军政人员特别多,这些人中的大陆亲属已掀起了赴港探亲的热潮。到了地区一定要托关系。
还是一个托关系,那托谁呢。我爷爷想了想说,只有找原地委书记马大林。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三反五反时,既害我爸爸又拉我爸爸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听说他已中风瘫痪在床。其实他比我小多了。”
“老天爷惩罚他。”我愤愤地诅咒着。
“别这么说,快死的人了。”爷爷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
爷爷毕竟年纪大了,最后决定由我一人去潍坊。祈安哥将他刚买的桑塔纳拨给我专用。我带着我爷爷的一幅字和我写的一部长篇,急匆匆赶往潍坊。在地委大院的宿舍里,我找到了马大林书记的家。唉,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呀,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气息奄奄来形容都不够恰当。我只能这么说,对他原有的“害父之恨”,在见到他后竟荡然无存!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位老人骨瘦如柴,双目呆滞,两腮塌陷,颧骨高突,眼看就……
听完他夫人的介绍,他顿时激动起来,嘴里发出着哇哇的声响,两行浊泪夺眶而出。我无法控制自己,急忙上前,紧紧握住了这位老人如柴的双手。在这一瞬间,长达30多年的恩恩怨怨顿时化为乌有。
还好,现任公安处政委是他的老部下,他答应尽全力。他当即示意夫人给公安处打电话,找到那位政委,把意思一说,政委十分痛快,表示马上就到家里来。
总算顺利,8月26日,我爷爷的申请被上报省公安厅,在整个潍坊地区,算是最快的。
这时,距九月底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紧研究慢研究,没有两三个月是下不来的。而且,我听说,省里申请的人更多,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这可怎么办?只好走后门,到处托人,但我这样的小文人托来托去只能是省作协的这些人。而这时的作家,已经不太吃香了,吃香的是刚刚富起的个体户。
祈安大哥出手了,他一下拿出了三千块钱让我在济南搞“腐败”。
李祈安的钱你不拿,你不拿他真跟你急,他会一张一张地把钱撕得粉碎。
但这钱最终还是没花完,因为我托来托去,只托了个公安厅的副处级干部,而且这老兄还不是外事处的,跟外事处的人也不熟。就这样,紧赶慢赶,9月底到了。我气愤不已,我爷爷则仰天长叹,我要是能见到邓小平就好了……我叔叔白白在香港等了一个星期后,黯然返台(他回去,别人才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