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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反思（3）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伤亡，长沙也未必能守得住，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也就不会属于第9战区。

五、关于双方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会战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第9战区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也没有空中侦察。落后的侦察工具和通讯手段使得第9战区在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迟缓，有时打了半天仗，还不知道对面的敌人究竟是谁，有多少兵力，其进攻目标是什么等等。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的作战命令更是几乎被日军悉数截获并破译，从而使其全部行动都被对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会战的失败。不过，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从被击毙的日军军官身上搜出的重要情报，却帮了其很大的忙。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备第10师官兵从日军加藤大队长尸体上得到的关于日军各师团作战任务、携带弹药数目不足等重要情报，对第9战区实现在长沙城下围歼日军的计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军的情报工作是其在作战中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其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活动异常活跃，获取情报的手段也各种各样。在长沙会战前及作战过程中，日军多次利用汉奸、伪组织为其提供各种信息；同时用飞机、骑兵等各种手段进行侦察。对此，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检讨中这样写道：日方会战前及会战中使用飞机、骑兵进行战略上之搜索侦察，并利用汉奸为坐探、密探，故其搜索侦察机关完善、情况易于明了；其通讯手段迅速周密，还特别善于使用军鸽、军犬、闪光等各种辅助通讯手段。不过，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情报工作也有失误，即如其在检讨中所说的那样：“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情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情报工作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其这次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思（4）

六、关于长沙会战的意义

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9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于长沙会战

这里着重要谈一下后两点。

关于长沙会战与中国的战局。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

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当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特别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