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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2部分（第1页）

工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能够压倒所有其他政党，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明显的多数党地位，这并不使人奇怪，因为在历届大选中，工党所得的选票都是稳步上升的，而且工党的胜利也符合当时欧洲向左转的一般趋势。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人民党也取得巨大进展这一事实，在当时看来确是令人诧异。大多数政治问题专家原来认为，既然已经在左与右的基础上就主要的争端划分了鲜明的壁垒，那些中间派的小政党即使不失去其全部支持者，也将失去其大部；可是，虽然挪威向左移动了明显的一步，却也通过这次大选清楚地表明它并不准备走一条彻底激进的道路。

基督教人民党的胜利同工党的胜利一样，也是一股欧洲政治思潮的表现。该党是基督教…社会运动在挪威的具体化，这种思潮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几个姊妹国家中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几乎所有其他的西欧国家中却都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基督教人民党是由前“左派”代表、坚定的路德教徒尼尔斯·拉维克于1933年创建的，1936年在议会中赢得了两个席位。解放后，该党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取选民的运动，并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几达全国百分之十的选票。它的纲领主张改善社会条件，同时又主张发展宗教教育，使其能渗透到整个教育制度中去；这一纲领是不明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该党所得到的支持表明，它迎合了那种希望在政治和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加强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潜在要求。

在1945年的选举中，自由党所受损失之小，出人意料。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国家的自由党开始衰落之后很久仍继续保持其力量，是可以用挪威工党的过激性质来解释的；就是由于这一缘故，自由党才继续获得一部分稳健的革新派人士的支持，而在其他国家，这部分人早已转而拥护社会民主党了。的确，挪威自由党还倾向于使自己成为与保守党截然不同的稳健的社会改革的鼓吹者，它还拒绝同保守党携起手来去全面反对工党。自由企业与计划经济之争已成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保守党长期以来（自从它一度被人们看作是始而代表着丹麦人的异族统治，继而又代表着瑞典人的异族统治的那个时候以来）已逐渐培养成了一个良好的民主传统，在战前它一贯坚持要充实国防，而它的这一主张已充分证明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它在这一次选举中却没有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支持保守党的力量主要来自大城市和东南一带富庶的农业地区；但在挪威这样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资本家人数极少的国家里，是不能公平合理地把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保守党说成是纯粹的阶级政党的。然而，它作为不合当时潮流的右派的代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失去了十一个议席。

相对地说，农民党的损失最重，它的议席从十八席下降为十席。正如这个党的名称所表明的，它是公开地为谋求纯属一个阶层的利益而创建的，所以它最初所得的支持大部分来自它从保守党人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些大农场主。因此，它实际上所代表的只是农业人口中范围极为狭小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的利益，反正已由于他们在挪威宪法上享有特惠待遇，而且又有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团体（农场主协会）而得到充分保护。这一事实促成了农民党的衰落，使它下降成为某种自封的象凑足分量用的零星砝码那样的角色，自己没有明确的政策，在党派力量的天平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虽然近来愈来愈经常地支持工党一方。

第四节　战后在恢复国内经济和调整对外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既然工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如此决定性的胜利，国王就要求该党领袖、原看守政府首脑盖哈德森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工党内阁。从理论上说，1945年11月1日就职的新政府已有选民的明确授权，可以执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策了，但事实上在许多涉及财政和经济重建的问题上，盖哈德森继续奉行着战时全民族团结时期所制定的纲领。政府为了应付它所面临的种种艰巨任务——稳定通货与物价，国民经济的总的重建，商船队的重建，国防的整顿等——不得不实行一套严格的管制制度，政府的支出也不得不空前巨大。在这一政策问题上，政府起初得到了所有党派的支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年头内没有发生严重的危机。的确，这一年所取得的经济恢复相当显著。关于普遍出现失业问题的担心证明是一场虚惊，没有严重的劳工骚动情况；虽然继续在实行定量配给，但不久就运到足够数量的食物和其他必需物资，从而避免了任何危机。可是，住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不久在物价管制问题上重又爆发了政党间的争吵。

1945年，工党政府设法使议会制订了一项新的法案，授权当局向工业界课征某几种特别税，以保持物价稳定。这一法案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对，特别是保守党人的反对，从而暴露了政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稳定物价，还必须对农业实行补助，而这种补助构成了预算的沉重负担，因此也就有必要增加捐税。尽管如此，农业经营者们还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农产品价格太低极端不满，虽然政府于1947年同意提高几种最重要农产品的定价，但群情骚动如故，1947年秋季的市政选举中投保守党和农民党的票数增加就表明了这一点。由于挪威经济资源有限，物价补助的巨额支出势必损害国防，这就使传统上一向强调防务的保守党，对纳税人的钱之用于补助，格外有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是走在舆论前面的——的确，在战前它就曾如此——但舆论也并不落后太远，因为这时人们的看法正在发生大变化。经过这次战争之后，挪威的一个幻想破灭了。它现在确信，由于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它的商船队的军事价值，永久中立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了。同时它也同样确信，只有在各大国继续合作的基础上搞集体安全，今后的和平才能有保障，又因为它对苏联的善意有信心，它深信和平确乎会这样得到维护。而且，1946年2月，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韦·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给挪威带来了它在该组织中的某种既得利益。在挪威，这种普遍自满的心情和特别对苏联的那一片好心好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和美国开始对俄国的政策产生怀疑之后很久，挪威的这种心情还继续存在着，尽管从德国和东欧愈来愈频繁地传来令人不安的报道，它还仍然如此。的确，挪威起初还对自己能够避开西方大国和东方巨人之间很早就出现的那些外交僵局和冲突而自鸣得意。1945年9月，俄国人毫无异议地撤离他们所解放的挪威北方各省——此举堪与他们的撤离丹麦波恩霍尔姆岛相媲美——进一步加强了挪威的这种信心。在挪威方面，担任外交大臣的特吕格韦·赖伊小心认真地对苏联政府采取友好和解的态度，而继他任外交大臣的哈尔伐德·兰格开始时也照他前任的榜样行事。的确，在挪威同样也存在着英国工党上台时所表示的“左派同左派对话”的那种虔诚希望，而且，鉴于挪威工党的历史，这种希望在挪威最初看来似乎更有根据些。挪威之所以要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还有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由于苏联重新获得了以前通向北冰洋沿岸佩特萨莫的一条在芬兰领土上的走廊，挪威重又同苏联接壤了。

1947年初，当挪威公众第一次获悉俄国人最初于1944年就已提出的共同防卫挪威领土斯瓦巴德（斯匹次卑尔根）的要求时，他们对苏联的善意所抱信念发生了动摇。可是，当他们发现议会对苏联政府要求的坚决拒绝并未引起莫斯科的敌意反应时，这一信念又恢复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事实上，在其后一年中，尽管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挪威人仍拒不正视事实，坚持不愿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方向有调整的必要。然而，较有见识的挪威人士这时已看得很清楚：各大国已在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准备战略阵地；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北冰洋很可能成为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一大战场；而不仅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本身，就连挪威北部海岸也都将构成苏联防线前缓冲工事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接着俄国又对芬兰施加压力并对挪威本身也开始了“神经战”之后，挪威一般人的看法才发生真正的转变。这一转变终于导致了对苏联幻想的彻底破灭，并使他们愈来愈愿意同西方结盟。

第十卷　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前言

德国不仅仅在地理上位于欧洲的中心。几年来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德国的繁荣对其毗邻国家关系至为重大，影响也极为深远。因此，对负责编辑《国际事务概览》者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丛书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状况，对于为重建德国，特别是在至为关键的早期所面临的问题，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对这个问题是难以理解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乃约请迈克尔·鲍尔佛先生撰写该卷中的德国部分。鲍尔佛先生专攻历史，他熟悉和研究德国问题达二十五年之久。1945—1947　年间他还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任负责工作。但是他的这种官方背景不应被理解为官方同意他的见解；他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官方正式文件，书中所表达的纯属他个人的见解。

鲍尔弗先生此著大体上包括1945　年5　月至1946　年12　月这段时间。这也许是德国整个历史上最艰难最不幸的时期之一。由于纳粹的野心，这个国家在这段时期中，真是问题重重，灾难深重。这一段历史与其前后时期的历史相比，差距非常显著，但是由于查塔姆大厦《国际事务概览》编写体例上的特点，读者仅仅通读本书是不能领略这种差距的。永无止境的历史事件只能分段撰写和出版；阅读本书时度同时参致《希特勒的欧洲》一书以及从1947—1948　年度始每年出版的备卷《概觅》。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德国历史几乎完全处于黑暗的时刻，只有变，从而为一项有成效的合作计划奠定了基础。

本卷还收有约翰·梅尔先生撰写的关于奥地利在大体上同一时期的情况；查塔姆大厦有幸又找到了一位对自己所写事件掌握着第一手材料的作者。梅尔先生从1945　年9　月至1948　年10　月曾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政治部任职。但是他同鲍尔弗先生一样，撰写此稿时也没有机会接触正式的官方文件，他所表达的也纯属个人的见解。

四国在德国进行管制的历史与在奥地利进行管制的历史有互相阐明的作用，把二者合并成一卷，对《概览》的读者不无方便之处。当然，有关作者只能对其所写的部分负责。

1955　年10　月

作者序

作者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当地报社门前阅读有关1930年9　月14　日选举结果的报道，获悉纳粹党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是作者头脑中有关德国的最初印象之一。作者对纳粹上台所造成的局势极为关切，因此在1939　年以前曾五度返回德国，凡是能到手的印刷品都一一阅读，并与德国朋友保持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期间，有机会接触盟国掌握的有关德国平民状况和士气的绝大部分情报。1945　年6　月回到德国，同年9　月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一个官员前赴柏林，其间从1946　年4月至1947　年9　月任对德新闻管理处主任。其后辞去该职，赴伦敦任职，但后来又曾两度访问德国。

以上所述作者的详细经历可以说明：当1952　年末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询问作者能否撰写一本阐述占领初期情况的书时，作者真是跃跃欲试。然而这并不是一项能轻易接受的任务。要写一本符合要求的书，首先得搜集大量事实材料，这些材料需要到各图书馆去查考，而作者身负的其他任务又不容许就此课题进行持续的研究或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办法帮助扫除了障碍。

首先作者的妻子表示愿意承担大部分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其次，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明确表示这本书只需对事实勾画出一个轮廓而不必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详加论述。

尽管如此，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零星时间拼凑而成的，疏漏之处很多。作者愿意在一开始就把最突出的一些缺点讲清楚，这对批评家或许不无裨益。

首先，所选定的历史时期是武断的。因为本卷是《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　年）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会建议本书论述的历史从欧洲胜利日起至1946　年12　月31　日止。从德国问题的观点来看，后一日期委实没有特殊意义，仅仅是双占区财政安排生效的前夕。但是思考再三，选择其他的日期作为终点同样会遭到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解体，货币改革，对柏林的封锁等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中间而不是开始或末尾，如果把这几个历史事件都罗列进来，势必要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在1947　年内也找不到明显的终点日期。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论述的时期乃从1945　年5　月7　日开始至1946　年12　月31　日止，但是为了阐明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或勾画出一幅较完整的景象，需要越出这两个时间界限时，作者也毫无犹豫之处。这样做，无疑会使体例欠完整，然而对读者还是较为方便的。

第二，有许多题目完全放过了，包括一些重要事情，如：法律改革，公共卫生，德国思想的发展等等。还有一些题目，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只作了粗略的叙述。对比起来，关于新闻宣传机构的论述也许失之于过长，与其地位不相称；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是鉴于过去对这一问题尚无其他充分论述的材料，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又特别熟悉。总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广泛地论述。而不作详尽的描绘。这个题目写上七本书肯定也是值得的，作者没有这样做，也许还是受到一些读者欢迎的。事实上，全书已比原计划的字数几乎超出了一倍。

第三，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原本本，而不是仅仅编纂大事记。同时读者也可能非常希望从这样一本著作中找到有关占领的主要事实和统计资料。为了不让这两项材料妨碍叙述，作者尽量将其集中放在脚注中，这就可能使很多书页下面塞满了脚注。对使用本书的大多数读者说来，不妨将脚注略去不看。

第四，一个老问题，即对几桩平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叙述。作者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使材料的安排务求有利于突出要说明问题的最主要方面。以第二章为例，关于战时演变是按国家分头叙述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重复并需采用大量的前后参照材料。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料早已出版，而且毫无疑问今后还会有其他类似的著作问世，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重复叙述史实，而是要说明各占领国对德国的不同态度。有关占领的主要史实则放在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中加以叙述，因为这则乎是全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本书叙述的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象到处流浪的米迪安军队那样的倾向，时而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因此希望批评家就整本书而不要就某一部分进行评论。

第五，作者在阐述某些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时，则力求客观，但深信完全排除个人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