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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总总署设在华盛顿。“它之所以注定要设在华盛顿，是由于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都设在此地，是由于要采办的大部分供应物资必须通过美国的国家供应机构才能获得。”

总署的领导是署长，他由一位高级副署长协助。先后担任署长的有赫伯特·H·莱曼州长（美国人），1943…1946年；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美国人），1946年；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美国人），1947…1948年。高级副署长是阿瑟·索尔特爵士（英国人），1944年；R·G·A·杰克逊海军中校（澳大利亚人），1944…1947年。

总署各部门及其主要职位的安排本来是从下述一些活动中形成的：同政府代表们进行了会谈；由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前工作人员（特别是卢瑟·古利克及休·杰克逊）、高级副署长阿瑟·索尔特爵士以及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等人一起起草了一系列计划；为适应主要职位的可能候选人的特殊资格或者适应他们在接受任命时所要求的条件而进行了调整。索尔特于1944年3月9日提出了“关于联总机构的意见”草案，它根据这些初步讨论与安排的结果，规定了总署的主要部门及其权限。这个草案就成了制定联总初期体制的非正式根据。

署长之下有几位副署长负责下述行政部门的工作：物资供应局、财务和行政局、地区局、秘书处、地区联络署。还有三位理事与副署长同级，他们负责卫生、福利和难民等职能部门的工作。

总署体制的缺点，特别是职责含糊这一缺点，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物资供应局享有最大部分的权力；财务和行政局成了许多互不关联部门的松散的集合体；地区局微弱无力，职权不明；职能部门缺乏必要的上级监督。

这个失去平衡而又调节失灵的机构还得推动下述一些组织的工作，如欧洲地区署，联总中国署，二十九个服务处和派遣团，派往受援国的十六个派遣团，以及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东的难民救济署。

（三）欧洲地区署

设在伦敦的欧洲地区署，根据署长的授权，得管理与监督联总设在欧洲和中东的办事处、派遣团、难民救济署及其管辖地区内的人员招聘和救济物资的采购等，但无控制权。欧洲地区署必然要发展成为一个对华盛顿的母体机构有高度独立性的组织。欧洲地区署谋求独立的斗争耽误了不少工作，引起了相当多的摩擦；但是终于赢得了胜利，通过在伦敦设立署长办事处，它的半独立性获得了承认。在改组期间，该处主任高级副署长R·G·A·杰克逊海军中校，作为总署署长的私人代表进驻伦敦。他于1945年10月返回华盛顿，而让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他曾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行政官）留驻伦敦作为常任“署长私人代表”。

欧洲地区署主任拥有署长授予他的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由前盟国战后物资供应联合委员会脱胎而来的。1943年11月之后，它在联总全会的指导下继续发挥行政部门的职能。它由一个三人小组领导，这三个人是负责行政的副署长（英国的F·李滋…罗斯爵士）、负责物资供应的副署长（苏联的尼古拉·I·费奥诺夫）和负责地区工作的副署长（美国的利思戈·奥斯本）。一个机构配备三个领导者，这不是理想的行政管理形式，不过这三人小组在一起工作得很不错，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极少的。这三个领导者名义上受莱曼州长指挥，但他们同心协力地处理华盛顿发来的非常原则的指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主持卫生、福利和难民处工作）由总署委派，他奉命直接向署长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欧洲地区署的任何人报告工作，这样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局面导致利思戈·奥斯本回到了华盛顿，而他所负责的地区部也就消失了。到1944年底“欧洲地区署的组织，形式甚至使善意的人也感到不能放心了。……这个机构的最高管理权可以分散在五、六个人手中，他们每人都握有行政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职责重叠与责任不清。但是问题似乎不止这些，此外，还有好几个职责渠道通到两千多英里外的一个城市。在经过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之后，对欧洲大陆上密度大而社会结构先进的人口进行善后救济，是不能由一个松散的分支机构来完成的，而这种分支机构即使对一个小的商业公司的业务也会带来灾难。”

确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了。

1945年，对总署全会之下的体制进行了简化，“负责职能部门的理事”“至少在名义上”是置于它的管理之下了。

莱曼州长在其1945年5月3日的署长指令中规定，他要通过总署来执掌联总的全球政策和活动；特别规定受援国提出的物资初步申请书应提交华盛顿，因为在华盛顿可以根据当地物资供应与海运当局对现存商品与船舶运输能力所提的建议，可以根据各个派遣团的情报汇总，可以根据总署关于联总可能获得的物资的消息，而作出最妥善的最后决定。

此后，物资供应就成为联总的主要活动；查明物资供应情况的中心地点是华盛顿；联总只有一个领导（在华盛顿）而不是两个。欧洲地区署从未声称有最后决定物资供应的权力，但是全会欧洲委员会按其职权范围来说有权对物资需要提供根据，而欧洲地区署也就贯彻了全会欧洲委员会的要求，敦促对物资供应作出安排。

欧洲地区署就成了联总在欧洲和中东（包括埃塞俄比亚和中东的难民营在内）一切活动的管理中心。联总授权它负责上述地区内联总的各个派遣团、服务设施及各项活动的计划、组织和管理工作，决定所需行政费的总额（须经总署批准），以及随后将这笔费用在各派遣团之间进行摊派。派驻在上述地区内的各个派遣团团长，应向欧洲地区署汇报工作，欧洲地区署需审查各个派遣团关于人员需要的申请书，接受他们的定期汇报和专题报告，以及批准对派遣团的视察。

因此，到1945年年中，欧洲地区署和总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对欧洲地区署的任务也作了明确规定，对它的体制重新进行了改组，以适应任务的需要。这件事做得很及时，因为莱曼州长的指令是1945年5月3日发出的，而德国则于5月6日投降。这时联总已在中东、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开展工作了。

（四）中国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地区署是先于联总而存在的，因为在其体制内保存了盟国战后物资供应局的残馀。联总的另一个区域性分支机构中国署却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前身。中国署是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业务机构。

“总署……对于建立另一个地区署毫不热心。因为这个署几乎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由三人小组来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方式已使伦敦署苦恼不堪”。况且，由于日本的占领，最初也不可能在中国开展工作，尽管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一直敦促要在未沦陷的重庆设一个办事处。

全会远东委员会于1944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决定尽快地在悉尼召开委员会，决定一俟对日作战的发展情况允许时，就将该委员会的总部移至中国，并立即在悉尼和重庆建立地区署（分别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署和中国署）。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开展情况与欧洲不同，这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内战扩大，运输困难，通货问题和通货膨胀加剧，救济物资分配不公平，以及对共产党地区应否给予救济物资的问题和关于出售联总棉花所获资金的利用与管理问题。全会远东委员会归联总全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