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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2部分（第1页）

部队也能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被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英美对德国的大举进攻，只是一个时间和准备的问题了。

当盟国在战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权后，它们之间的那些合作问题就呈现出种种新的形式来了。最重要的转变是出现在英美与俄国的关系上。在俄德战争的最初十八个月中，英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红军可能被击败或者被迫撤至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工业基础极差，会使俄军的反攻力量相对地削弱。等到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俄军胜利地挺进到乌克兰边境的顿涅茨河之后，局面改观了。俄军证明他们自己有能力作大规模的反攻，尽管他们受到过种种损失。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西方的将军和政治家以前的估计；当胜利已经在望，关于俄国在战后世界所占份额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早先预计的解决办法中认为苏联不过是英美的一个顺从的伙伴，待它的西方盟国胜利以后，恢复它的战前疆界，这种办法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不能适用了。目前所需要的是苏联领导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在整个1943年中，美国人和比较不那么积极的英国人试图同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战后积极合作的基础。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及1943年11月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都是这些企图的首批成果。

战后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冲淡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更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众所周知的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引起的激动，仍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俄国人在1941年就要求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他们得到一半的允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希望在1943年能实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人必须等到1944年。导致这种延搁的那些决议，在俄国是不受欢迎的；但鉴于军事发展情况颇有希望，而且由西方国家交付给俄国的供应品数量在日益增加，这才防止了公开的破裂。

英美在非洲取得成功以后，接着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军事问题：从此地又往哪里去？有两条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路是利用突尼斯作为攻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跳板；从那里可以进而攻击巴尔干（也许同土耳其合作）或者进而攻击法国南部。另一条路是将兵力集结在英国，进击法国北部，以期用势不可挡的力量一举打垮德军的兵力。英美的人力物力不许可一下子双管齐下；这就必须作出某种选择。

这种选择因其他战场的需要而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危险状态，需要有力而迅速的援助。美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反复试图布置一个战役来收复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不过，亚洲战场也有各种战略可供盟国选择。可以在缅甸和马来亚的日本驻军后方成功地登陆，切断其与本国基地的联络。特别是收复新加坡或苏门答腊就可以切断为日本驻军运送大量补给品到缅甸去的唯一海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使收复缅甸成为一件相对地容易的事情。似乎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如果有一支由印度空运供应的强大远程轰炸空军能集中到中国本部，那就有可能去轰炸日本，并可制止日本船舶通往黄海。能做到这样，就能刨掉日本帝国的主根，并能一击而切断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日本驻军同本国的联系。但是在亚洲恰恰象在欧洲一样，也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样样事情不能同时去做，再说，亚洲的决定会影响欧洲的决定，反之亦然。

太平洋的进攻战没有作到同样的平衡。这个战场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管辖的，无需英国直接参与战略决定。对太平洋战区的给养和人力分配，当然有其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在作出这些决定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总统和首相都有最后发言权。但是实际上，太平洋是美国海军的特殊管区；海军必须对付所有参加华盛顿“战斗”的人，以取得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这样说，分派给太平洋的份额是绝对的；的确，英国往往认为同意美国海军的要求是一种勒索性的支付，因为这样才能把金海军上将留在盟军司令部中。分派给俄国的给养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情势；虽则俄国人并不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没有美国海军那种左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势力。只有从盟国资源的总数中减去太平洋和俄国的分配额以后，各战场间真正的灵活性分配才开始。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以及不列颠群岛都是候选人：英美资源如何分配于这些战场则根据1943年战略决议而定。

不能预见的事情往往严重地影响到后果。在完全攻克突尼斯之前，因为有过令人失望的延误，使得在1943年横渡海峡在法国强行登陆成为不可能了。德军在北非的投降使盟军部队得以腾出手来从事这一项计划之前，好天气的季节又提前来到得太早了。另一方面，攻入西西里之后，墨索里尼被推翻，意大利新政府开始和谈，开辟了一条诱人进袭意大利的道路。这些情形都不是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初步战略决议时所能清楚地或明确地预见到的。

1943年间这两个政府从战略考虑中形成的总格局，是为了适应种种新情况而折衷互让和反复调整的结果。通过在中部地中海的猛攻，使盟军进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另一方面，进攻东部地中海的计划却毫无结果。在英国，人们十分强调发展对德国的空中攻势。1943年夏季第一次开始采取范围广泛的轰炸袭击。此外，着手建立军队，以备次年进击法国，虽然直到1944年最初几个月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另一方面，在亚洲原来商定于这年年初重占缅甸的计划，因给养和人力另行配给其他战场而渐渐打消了。

1943年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英美对德作战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巩固。伙伴关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其实在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已经形成了。但是，只有当合作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各战场，以及空袭德国和在大西洋的海军活动等各方面有了大量广泛的发展，这种合作才从政府和军事管理机构的最高阶层自上而下地把士兵也包括在内。这样组成的伙伴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同俄国人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伙伴关系。在俄国南方战线设置一个英美空军支队的计划，1942年8月曾为斯大林所欢迎，等到斯大林格勒获得胜利以后，俄国不再有紧急需要，这个计划对斯大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提议英美派给俄国使用的飞机应不附带航空人员，但这个建议英美政府不予接受。计划就从此打消了，俄军继续在前线单独作战。对德战争就这样的真正依旧是两个战争，俄国战略与西方盟国战略之间只是一种肤浅的关系。连结俄国与西方国家战争事业的纽带，与其说是军事的或政治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在1943年间，这些纽带变得更为紧密；而在此基础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政治关系方面，也部分地卓有成效地作出了贡献。

盟国间经济合作制度的结构已于1941年和1942年期间建立起来。从“火炬”到德黑兰这一段期间内，租借法、联合委员会和互助等只有一些小改革。但由于1943年末美国战时生产已膨胀到它的全容量，盟国的作战规模也因而扩大了。主要盟国在战时经济方面的国内改革，影响到它们之间交换给养和劳务的方式及数量。此外，关于战后救济及经济重建的计划也开始随着管理被战胜和解放地区的计划和政策一道处于重要地位。

毫无疑问，美国战时生产膨胀支配着盟国的经济关系，1942年，各工厂纷纷由民用改为军用。广泛建立新的工厂、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计划已经开始。虽然在华盛顿流行着普遍的行政混乱，但这些努力是显著地成功的。1943年初，转变到战时生产的措施已大体完成，在那年中，几乎所有的新厂都已投入生产。军需品生产数量逐月上升，一直到1943年11月达到战时最高峰为止。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大量最初的装备都已提供，削减某些生产项目就有了可能。美国战时经济的任务现已变得更为简单：设备的维修和更换都已掌握在部队手里。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战时物资可供英国、俄国和较小的盟国使用。争取作战物资配给的尖锐斗争渐见消除，不过在互相竞争的申请者之间的争论，当然决不会完全绝迹的。

美国经济管理经历过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战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一个是控制物资计划，还有一个通称为部件预定计划。开始执行这两种手续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但到年底以前，为了对美国战时生产进行全面指导并使之逐步一体化，已经制订出一套相当精确、灵活而成功的制度。

这项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在于战时生产局本身的工作，而且也在于这样的事实，就是，美国陆海军和盟军的种种需要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预报未来一年时间内的需用量。军需的确定，本身取决于为未来行动计划而作出的严格的战略决议；取决于盟军保持主动，从而把战略转变为行动的能力；并且同样要取决于精确计算人力在军用和民用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确，在1943年期间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作为作战努力基本限度的人力问题。1943年夏季以后美国陆海军兵员的最高限额方始定为一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的选定，系按照估计争取胜利的战略需要和国内生产上的人力需要。这一基本数字一经决定之后，就可以把所需要的设备数量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还可以对战时生产和民用生产之间，以及为美国军队和为盟国军队的生产之间的全面经济平衡作出先期判断。

由于这些概算是很精确的，这就可能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人力等作出更细致的调整，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在1943年年底以前，那种按利润调节的美国非计划经济被改变成了一种管理经济，以适应于完成政府官员预先定出的种种目标。利润当然不会消失，但不再对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按军事标准对物质生产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这是一种惊人的改变，1943年和1944年美国农场和工厂所确立的生产记录肯定地证明了这种改变是必要的。

实施这种改变所采取的行政方式主要是从两个来源发展起来的。英国战时经济的范例对于物资控制计划起了直接的作用，可是不知不觉地，在整个经济管理的范围内，美国的措施受到了英国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美国大公司发展起来的生产管理程序却成了全国生产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例子。这样，主要由查尔斯·E·威尔逊提出的紧要部件预定计划，似乎可以被认为是把一家工业公司的合理化生产方法用到整个美国经济上去了，因为威尔逊过去的经验是和通用电气公司分不开的。

物资管制计划最初公布于1942年11月2日，但是直到1943年4月1日才部分地实行，又一直到7月1日方始全部取代了1942年试行过的必需品生产计划。这样一再延迟是有意思的，既能有时间收集必需的资料，也好把这个新制度的那些细节教给政府官员和工业经理们。结果也就颇为顺利地把这个新制度付之实施了，而且还赢得了普遍的赞许。

实施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必然是复杂的，但总方针十分简单。高于一切的目标是要保证生产的有效调整以适应军事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计划就有赖于安排好钢、铝和铜这三种金属的有效供应。这些金属的供应是按月计划下去的。同时，为履行战时各经理处和制造商已经签订或者打算签订的合同所必不可少的钢、铝和铜的需要量也是按月计划的。需要量当然超过供应；问题就变成了怎样在提出的那些定单上进行削减才最符合军事利益。剔去那些勉强合格的计划，使需要削减到与估计的供应相平衡时，战时生产局的委员会才作出金属吨数的确定分配额分配给政府的——陆军的、海军的、战时船舶管理局的以及其他机构的——各个订约经理处，而让这些经理处去把它们得到的分配额摊派给代理它们生产的承包单位。

按这种方式要计划，譬如说，要空军的计划以先买权取得全国所有的铅，而不考虑可能是同样紧急或更为紧急的供选择的需要，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不仅强行维持了竞争性计划之间的平衡，而且使提到战时经济面前来的综合需要保持在物资供应的可能范围以内。于是实物数量的计算就取代了按美元算出的粗略计量。后者在1942时，为调整三军勤务需要以适应全国生产能力而作出第一次努力时，曾经被采用过。

要计算制造一千辆坦克或一万架飞机所需要的铝或铜的数量是并不容易的；而尤其困难的是要作出时间预报，即预报需用确定数量的每一种金属的时间。起初制造商都很保守，怕担风险，有意把需要量给估高了；这对计划的有效性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这种做法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其他物资不受类似的控制这一事实，引起了一个更大的困难，并且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解决的困难。然而又不可能保证橡胶、石油、化学制品等等的供应会跟上这些基本金属的供应。不过，有人认为如果试图调拨所有投入制造过程的原材料，那也未免太麻烦了。实践证明，控制好这三种基本金属就足以有效地调整与平衡整个战时经济，即使并不十分完善。

1943年2月，另一个问题引起了战时生产局官员们的注意。许多军用器械的装配工作，由于缺少某种部件诸如阀门、泵、滚珠轴承、齿轮等等而陷于停顿。这些部件又同时为许多不同的最后产品所需要；举例说吧，一艘新造的船只耽搁在船坞中等待着一些必不可少的部件，而这些部件的存货，却列在某个工厂的呆滞物资清单内，等着作别种用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避免这种浪费，因而采用部件预定计划。纳尔逊的新委派的战时生产局副局长查尔斯·E·威尔逊，在1943年2月25日发出总预定计划的命令，于4月1日起生效。他只把有限数目的严重缺乏的部件划入这种新的管制。其原则和物资管制计划的原则极为相似。部件生产要预先计算，将来的需要也要有计算。然后，战时生产局的官员们与各政府采购经理处的代表们磋商，对有限的供应作出最理想的分配；承包这些缺少的部件的制造商务必把制成品交付给战时生产局命令所列出的使用单位。

这不是空想，我们可把这种方法比拟为使工厂装配线运转自如的设计和控制。不过这里的情形可不是一家工厂，而是把整个美国经济作为一系列平行的装配线来看待。而为了使一切装配线保持运转，尽量减少中断或延误，供应极端缺乏的部件就得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来回挪动。2月25日发布的总的预定计划的命令已帮助解决了一些生产障碍，并且先期防止了其他障碍的发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部件供应的增加，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困难。

战时生产局在平衡和扩大战时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并不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因为竭尽全力的经济总动员已经实现，民用需要问题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也许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消费标准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高过其他主要参战国家——但无疑这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在1943年中期，国内某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