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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出《褐衫队》的态度。反对他们的是由汉斯·弗朗克领导的一批势力较差的人，他们得到胡贝尔（司法部顾问）、比勒（弗朗克在总督辖区内的国务秘书）和一些行政区司法长官的支持。这些人认为，如果平民没有法律保障，任何政治制度都不会长此稳定，甚至连纳粹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治国。

纳粹激进分子在要求彻底改革司法制度的叫嚣中，可以很恰当地指出，尽管在1933年以后曾经试图用可靠的国社党员来充当法官，但是同德国公共生活的其他部门比较起来，司法部门的清洗工作始终落后。事实上，在1939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在职法官都是在希特勒执政之前任命的，而司法部长居特纳本人也只不过名义上是党员。此外，大学里青年律师的培养方式并不完全符合纳粹的原则。另一方面，1933年后建立起的政治警察和新型法院（即人民法院和所谓“特别法院”）则完全置于纳粹党的支配之下，检察官大部分都是狂热的国社党员。因此，这些人和一贯墨守着传统的独立性的法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

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获得希特勒本人的决定性支持。希特勒本来已经把所有的律师看作“反对他的政权的捣乱分子”，这时他又开始严密注视着法院的工作，并且亲自干涉判决似乎过于宽大的案件。居特纳显然反对这种干涉，特别不愿把法院业已判决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警察部门。可是，1941年居特纳逝世以后，代理司法部长施勒格贝格尔竭力讨好希特勒，训斥法院，甚至把一些执法不够严厉的法官撤职。但是，激进分子却继续要求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当这片叫嚣正沸沸腾腾的时候，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突然召开国会，在他指责将领们惊慌失措的那篇讲话里他还警告法官们，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不理解当前的需要的话，那么不管他们“既得的权利”，将一概予以撤职。国会接着正式宣布，元首有权“不受现行法律条文的任何约束”，把他认为不称职守的任何大小官员全部撤职。

对激进分子来说，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等于暗示他们去加强他们的运动。5月11日，汉堡汉萨同盟上诉法院院长罗滕贝格尔写信给施勒格贝格尔说：

元首1942年4月26日的演说并不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话证实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元首不信任德国的司法部门和德国的法官。几年以来，我在口头和书面报告里一直建议对法律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现时这已经成为迫切的了。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戈培尔和纳粹党的报刊在斥责法官方面变得比以前更为激烈。宣传部长在7月22日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警告人民法院的人员说：“法官是不能罢免的这种意见……来自一个敌视德国人民的外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法官“在工作中少依据法律，多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即罪犯应从社会中清除出去”。

另一方面，当时在波兰任总督的弗朗克则打定主意，他必须坚决抵制这次对司法独立的最新攻击。因此，他回到德国，在6月和7月里向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和海得尔堡等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惊人的坦率演说，猛烈地谴责支持“警察国家的理想”而压制“德国人由来已久的对法律的尊重”的行为。他还设法晋见希特勒本人，以便指出当前这种政策所包含的种种危险，但是尽管他一再请求，还是没有获得接见。这时候，希特勒也已经决定，他必须毫不含糊地出面来支持他的比较狂热的拥护者了。因此，1942年8月20日，他任命人民法院院长蒂拉克为司法部长，并发布了一道命令，委托蒂拉克遵照他的“训令和指示”，同博尔曼和拉默斯配合一起，“建立起国家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希特勒还授权蒂拉克可以“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与此同时，他采取各种措施去肃清弗朗克在德国和党的法律事务方面的影响。为了“外交政策上的原因”，他认为不便把弗朗克的波兰总督职务撤掉。可是在把弗朗克置于警察监视下好几天以后，他终于免去了弗朗克在党内的所有职务，撤销他的部长身分，并禁止他再发表任何演说和出版已经发表过的演说稿。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律处（弗朗克是该处处长），并关闭了各行政区和地区内该处的办事机构。至于弗朗克原来担任的德国法学院院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律师联合会会长的职务，他全委派蒂拉克去担任。

可是，要想压制这时已经蔓延很广的抗议声，毕竟不是容易的。国家保安警察（Sipo）和纳粹党保安处（SD）的头子卡尔登勃鲁纳在报告希特勒最近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效果时，不得不承认：

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对。同过去盛行的关于地方官独立的概念彻底决裂……据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官深为不满的批评。据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引起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加以指责。

党外的报纸继续发出一些克制性的呼声，重复着弗朗克为“法律保障”和“法律感情”提出的要求。最后，按照弗朗克的看法，他的立场起了这样的作用：使《褐衫队》不再攻击律师，使戈培尔也下令禁止报刊进一步发表贬低律师的言论。

另一方面，新的司法部长蒂拉克也发觉，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不容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设法使法官更为彻底地从属于司法部，从而促使司法部门纳粹化。1942年9月18日，蒂拉克在希姆莱的“司令部”里同他会谈了五个半小时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蒂拉克尽力使“司法”工作同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活动更为一致。他还想简化刑事裁判。然而，尽管他可以象1942年9月29日在柏林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那样，声称自己已经克服了“党对司法方面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激进派同伙却对他大感失望。据戈培尔说，人们结果发觉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司法部长”。虽然蒂拉克总算一直留任到德国投降时为止，他的国务秘书和得力助手罗滕贝格尔却于1944年1月被解职，由部内秘书长赫伯特·克勒姆接替。克勒姆是纳粹党办公厅Ⅲ…C组的组长，一直负责处理纳粹党对“不满意的”法院判决所提出的控诉。因此，德国司法方面的这场危机最终造成了一种僵持状态，其结果既不能使彻底的革命派满意，又不能使反对派满意，因为革命派想同过去完全一刀两断，而反对派则认为：至少在德国生活的这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准备同传统妥协。

希特勒于1942年9月30日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竭力向德国人民保证：比1941…1942年冬季“更为严重的”危机，“不可能，也决不会临到”他们头上。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为在战争余下的时期德国国内生活方面一直存在的逐渐束紧裤带的苦日子业已开始。德国人已经经历了1941年禁止投递圣诞节祝贺信的禁令，开始征收寒衣的工作，工业的初步“集中”（包括许多小企业的歇业），绍克尔对不必要的工厂的淘汰，以及征募劳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此外，德国人还开始感觉到盟国空军日益强大的攻击和盟军在北非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影响。士气正在低落，看来只有在东线打一个大胜仗，才能把日益萎靡的士气振作起来。

斯大林格勒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滋生地”，它同列宁格勒一样，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进攻目标之一。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这时正在展开，希特勒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攻占该城。虽然结果还毫无把握，但是德国官方通讯社却受到鼓励，十分冒昧地作出最为乐观的预测。1942年9月3日海通社宣布，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胜利的消息“即将由德国电台予以广播”。此外，9月30日希特勒在体育馆发表的那篇演说中还亲自作出有力的保证，说德军将占领那座城市。但是，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变得很明显，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战并不是“按照计划”在进行。10月间，在苏军钳形攻势的压力下，当希特勒的军事顾问极力主张撤兵时，希特勒却命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坚守阵地。如果他不能攻下这座戈培尔所谓的“命运之城”的话，他就下定决心要他的部队在那里战斗到最后一人，使这一战役成为德国军事史上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这样，这场战斗越是毫无希望，德国的宣传对斯大林格勒的鼓噪就越大。

希特勒深信，在斯大林格勒指挥作战的第六军团司令官保卢斯会按照他的意图干下去。11月30日，他晋升保卢斯为上将，1月30日又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相信他一定会宁可开枪自杀，也决不向俄国人投降。可是，保卢斯即使是要报答晋升元帅之恩，也不准备最后英勇地切腹自杀。1943年1月31日，他率领着他指挥的所有军队投降了，至少有二十名将领同他一起被俘。希特勒听到这个“叛逆的消息”时，气得简直发狂。他打定主意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保卢斯是他任命的最后一个陆军元帅，此后他决不再做这种“蛋未孵出先计算鸡”的事情了。他预料，一星期之内保卢斯和他的将领们将在俄国电台上发表讲话。这个十分准确的预言在几个月后果然见诸事实了，斯大林格勒的这些将领果然象希特勒所说的那样，呼吁其他的德国部队投降。然而，希特勒本人却丝毫不准备为这次惨败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他命令德国法院以叛国罪缺席审判这些司令官。事实上，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执行了他的命令。

同时，所谓保卢斯奋战到底的这出宣传笑剧却继续演下去。首先（2月1日），他们对这位新元帅被俘的消息进行辟谣，随后便报道了他如何“同他的士兵作战到最后一刻”，接下去（2月3日）元首大本营就发布公告，大意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已告结束，“第六军团在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的典范式领导下，忠于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誓言”，在“敌众我寡”和德军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形势”下战败。最后，德国报上还刊登了各式各样的挽歌，哀悼保卢斯的“英勇牺牲”。

这场大赌博既然输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国放在“总体战”的基础上，虽然从1942年已经采用过的措施看来，这个办法也不大可能导致任何根本性的改变。1943年1月27日，绍克尔奉命发动一次新的搜罗劳动力的运动，他下令强迫每周工作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所有德国男女登记参加战时工作。两天以后，又颁布了一道法令，勒令大批小型企业和工厂歇业或者合并。同时，纳粹党被指定为“祖国总动员的代表”。希特勒在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威力”将“要求所有的人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将消灭所有想逃避自己责任的人”。在2月24日的另一篇声明中他重申，纳粹党将“无情地消灭破坏者”，并将“以十倍的恐怖来打垮任何恐怖行动”。目前“我们要求德国人民作出这样艰苦的牺牲”时，“对外国人的生命也不会有所顾忌”。这就是说，必须把党内“半心半意的分子”清除出去。事实上，他的确下令把那些热忱开始减退的党内工作人员成批地清洗出去。党的所有支部全都举行“全体党员总点名”（Generalmitgliederappelle），每季度都要举行检阅，在检阅时要求“全党”“象以前那样齐步前进”。

可是“总体战”的号召刚发出以后，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垮台了，这一来使这个政权又遭到另一次挫折。希特勒对这一新的“背叛”消息气得和以往一样暴跳如雷。这件事成了德国国内行政机构进行一次新的大改组的信号。那个日见衰老、工作无能的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由于多年来为纳粹运动忠心耿耿地效劳，先前一直保住了他的职位，这时却被调到布拉格去充当德国保护长官，原来的职务则由希姆莱接替。弗里克在部内的主要国务秘书汉斯·普丰特纳是一个不十分拥护纳粹党的老职业官僚，所以也由一个干练而积极的党卫队官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博士所接替。据说，任命希姆莱为内政部长，目的在于完成“进一步集中兵力和加强国内战线所必要的基础”，他不负使命，以他的全部残忍无情的手段从事这项工作。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处理五十二岁的旧文官、政府顾问特奥多尔·科泽尔特的案件，后者因为他有失败主义言论被判处死刑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希姆莱驳回了他的上诉。8月25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族，有些是专业人员，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因“叛国罪”而处死的不下于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9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10月4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会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毫不容情地去”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他的新任务是：（1）“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2）“分散对帝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3）要在“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彻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无用的人”，目前就要“清除出去”，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党卫队内部”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三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称，“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无情地消灭掉”。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失败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1943年9月10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那篇讲话中坚称，“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指望德国也会发生7月25日那样的事件，那是“幼稚的”。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象过去吹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事实上，希特勒于1942年4月曾向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在一个象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大约二千人”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戈培尔也倾向于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业余的”和“无害的”，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皮茨）也参与其事。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烈的抵抗，这是难以相信的。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