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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由于国、亲两党及民进党当局都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我能亲自回来一趟，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邮、信件、电话非常多，我已经招架不住，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这个“烫手山芋”不接是不行了。尤其是卢仁发和侯友宜也一直和我联络，希望我能回来帮忙。算一算，4月上旬有一趟行程，是要到夏威夷对“全球亚裔帮派警察首长会议”讲学，或许那段行程勉强可以挪得出一两天的时间吧，于是硬着头皮就先答应了。

在我返台前，我推荐的法医专家魏契、弹道专家哈格及现场鉴识专家庞巴，均已先于3月底抵台协助调查本案，当时是由国亲联盟的代表雷倩陪同下，前往台湾刑事警察局，由鉴识科科长程晓桂接待。三位专家先就刑事警察局所提供的弹头、弹壳、衣物、伤口清理后的皮肤组织等证物，进行各种鉴定并评估可能的状况。同时，也赴台南枪击案发生现场，进行初步的勘验，并在###就医的奇美医院，访谈医护人员、拍照以及检验相关的医疗记录。

这三位专家依据鉴识专业来勘验本案，在离开台湾前初步作了判定，结论如下：

一、###肚皮上的伤口确实是枪伤；

二、这样的枪伤，不可能是自己打的；

三、必须做进一步的弹道实验及重建。

这些只是初步结论。那时我人虽在新西兰及澳洲讲学，但也没闲过，因为这三位美国专家都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系，随时汇报他们对“3·19”枪击案调查的进展。在他们离台前夕，魏契法医还在半夜打电话到新西兰，向我说明他们此行勘查现场、检验证物的初步结果。他认为###及吕秀莲的伤口均为枪伤。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确定结果，是不是三人共同的意见，我还问其他两人对此案的见解，他们三人均在电话上说明这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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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重建现场（2）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问题。即使他们三人都一致认定为枪伤，我还是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因为我还没到过现场，尚未亲自了解案情，所以无法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增加人民的信心及顾虑台湾的前途，我当下便作了一个决定，回台湾协助勘查现场、检查物证，并重建枪击现场。明知是个火坑，我也要往下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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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不休，紧急动员（1）

由于行程紧凑，算一算，我能抽出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非常短，必须妥善规划，分秒必争。因为侦办任何案件，都需按照下列6个基本步骤：

一、现场证物保全；

二、搜集物证；

三、重建现场；

四、从人证、物证找嫌犯；

五、对嫌犯进行动机分析；

六、缉捕嫌犯到案。

这6个步骤中，第一步是在“3·19”枪击案当天就应该做的，我4月9日才到台湾，已经不可能做到第一步。同样的，搜集物证也是第一天就要做的，我隔了这么久，也很难再搜集到其余新的物证，只能就已经搜集到的物证重新检验。然后，重建现场。

其实，当我决定返台协助侦办时，我就与程晓桂及侯友宜联络，告诉他们所有的物证应立刻保持原状，不要再做任何的化学或仪器等破坏性的分析，并立即将所有的照片、档案等重要相关资料快递邮寄给我。在回台之前，我还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例如我需要带哪方面专家担任我的助手、需要准备哪些检测仪器且须先做好校正、测试工作。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刑事科学的鉴定工作上，“3·19”枪击案与别的一般刑案鉴定项目，并无区别，其中需要检验的重点，共有下列15种：

一、伤口是否为枪伤？

二、若是枪伤，是何种枪械造成的？

三、能否从弹头、弹壳来找到凶枪？

四、能否从弹头、弹壳及凶枪的设计，进而追到造枪者？

五、能否从工具痕迹找到线索？

六、能否从微物迹证中找到线索？

七、能否从弹孔位置来推测出弹道？

八、是否有制式火药残迹（GSR），如果有，能否用来推

测出开枪距离？

九、能否在吉普车上找到相关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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