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