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