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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当康王赵构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被困在汴京城里的宋朝前太宰张邦昌，也遭遇了其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命运剧变。不知是祖坟上哪根蒿子显灵，张邦昌居然要从废帝赵桓手里接过宝器，龙袍加身君临天下了。

这事是经过金将们的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始作俑者，乃是金东路军统帅宗望。

攻下了宋都汴京，金军即着手进行善后。除了疯狂地掠夺资财，善后工作的主要内容，便是解决中原地区的统治问题。金邦的老巢在塞北，征伐大军不可能久滞他乡。如欲进而夺取江南，亦须暂且回师休整。这就需要有人在此镇守。

金将们起初拟以辽朝降将萧庆或汉将刘彦宗留守汴京，但二人均不敢承当此任。后来诸金将也觉得仅留一将在此不妥，还是应当筹建一个从属于金邦的代理政权。这个方案得到了金太宗的批准，下面便是选择伪帝的问题了。

城破之后，宋朝的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等官员逢迎金军甚笃，奴颜婢膝鞍前马后地为金军献了不少殷勤，但金将们对这类鲜廉寡耻的奴才却看不上眼。宗翰希望的是，找一个类似张孝纯那样有点气节的人，那种人不会轻易就范，但一旦为之所用，也不会轻易反水。可是那种人很难找。汴京不是太原，篡位更不同于一般的倒戈。纵有一千条背叛朝廷的理由，作为忠臣义士，亦断不会在宗庙前行此大逆不道的勾当。

这时宗望便想到了张邦昌。

宗望认为，虽然从本质上讲，张邦昌亦属见风使舵吃里爬外之流，但因其行止做派比王时雍等含蓄内敛，口碑不似他们那么恶劣，把他推出来，尚不致引起宋人的过度反感。而且张邦昌曾任当朝太宰，在资历上高出众臣一头，由其领衔也比较通顺。还有一条理由，宗望不便公开讲。那就是张邦昌乃是他亲自发展的亲金人物，委任张邦昌执政，对他宗望来说，无疑是最为有利可图的。

这个小九九瞒不过完颜希尹，不过希尹立足客观角度衡量，也认为扶立张邦昌较为合适。另外他从面相上观测，似觉宗望隐现不久于人世之兆。倘若此兆应验，也便无所谓谁私自操纵张邦昌的问题了。如此天机希尹自然只能缄默于心，不敢语之与人。

宗翰想来想去提不出更加合适的人选，于是让张邦昌沐猴而冠便成定局。

随后，金将们一面命在押于金营的宋朝翰林学士吴开、莫俦进城，向留守汴京的宋臣孙傅、张叔夜、王时雍、徐秉哲等宣谕金太宗的废立旨意，一面派萧庆前去知会张邦昌，好让他预先有个思想准备。

这些天来，金军在城里大肆搜刮金帛钱粮，京城的权贵宅邸包括皇亲府第尽遭洗劫，唯张府仅受表面骚扰，实际损失甚微。张邦昌明白这是宗望有意关照的结果，十分庆幸自己未雨绸缪，预留了这条后路，觉得金人还算讲点交情。不过他也清楚，金人的这份恩德，不会白白奉送，是需要他用效忠大金国的行动去报答的。大将萧庆登门造访，张邦昌便知，他们是要有所吩咐了。

但是他万没想到，金人令其所做之事，竟然是让他出任伪朝的皇帝。

闻得此言，张邦昌吓了一跳，一时间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萧庆也不与他多啰唆，公事公办地转达完两个大帅的意思，撂下一句“请张太宰速做登基准备”，便扬长而去。

脚步趔趄地送走萧庆，张邦昌心里便翻来覆去地烙开了大饼。

张邦昌这个人，权欲是极重的。为了攀上高位，他挖空心思机关算尽，不惜在人前背后使用任何伎俩。但是，无论他如何权欲熏心，其处心积虑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只是位极人臣。至于面南称孤，做梦也没敢想。当然，此前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金人将龙椅直接塞到他的屁股底下来了，是坐还是不坐呢？

要说张邦昌从心眼里就不想坐，那是假的。虽说是个儿皇帝，对他的诱惑力也并不小。问题是，那把龙椅应不应当归他所有。

张邦昌知道，就算赵佶、赵桓已不能重返金銮殿，赵氏宗族还远未绝根，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姓张的来继承大宝。异姓篡国，从来就不名正言顺，况且他张邦昌并没有举国拥戴的声望。在这一点上，张邦昌尚有自知之明。这一屁股坐下去，金军在时犹可狐假虎威，金军一撤，他算老几？彼时楚歌四起，他去找谁护驾？罢职的官员可以官复原位，倒台的皇帝则基本上是死路一条。龙椅如果不稳，其实就等于是颗炸弹。

想来想去，这事太玄。所以张邦昌觉得，还是以不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为妙。

然而，不管张邦昌有没有那个贼胆，他端坐龙椅的大运还就是挡不住了。金人主意既定，是不会因为张邦昌的畏缩而更改的。

凭着宗望对张邦昌品性的了解，他断定其对就任伪帝的态度，第一是不敢贸然接受，第二是不敢坚决拒绝，特别是绝不会以死拒之。因此他们无须等待张邦昌的表态，尽可径自按计划往下进行。

下一步便是让宋臣议立异姓。

越是霸道的行径，越是要扯上一块民主的遮羞布，所有的统治者都惯玩此术，金人亦无师自通。他们明明是已经内定了让张邦昌上台，却还要装模作样地走个什么“公推”的程序，以示此乃顺乎民心之举。

何栗、陈过庭、冯澥、曹辅等执政早已随同赵桓被扣押于青城，留守汴京的孙傅、张叔夜因拒不配合金人的废立行动，后来亦被拘往金营，依官序排列，主持议立异姓的事，便落到了吏部尚书王时雍的头上。

王时雍是个卖国求荣的急先锋，城陷之后为金人卖力最甚。他本以为，凭着他不顾千夫所指为金军上蹿下跳竭尽犬马之劳的杰出表现，新朝的尊位理应由他捷足先登。及至得知金将指定的扶立对象是张邦昌，而对他的安排不过是所谓“国相”，不禁大为失落，暗骂这帮金夷真正是不识真人面，狗眼看人低。

但是他不仅不敢将一丝一毫的怨恨挂在脸上，还得不遗余力地积极促成张邦昌登基。他知道，若不这么委曲求全，他恐怕连国相之位都未必能得到。而若能将差事办得圆满，给金人留下一个精明强干合作得力的印象，指不定哪一天金人瞅着张邦昌不顺眼，便会让他取而代之。因此他就努力压下心头的不快，拍着胸脯向萧庆表示，时雍坚决拥护大金皇帝的英明决定，请转告二位大帅放心，筹建新朝事宜，就包在我王某身上了。

二月十一日，王时雍召集朝廷政要赴秘书省举行“公推”。他口头上声称让诸官不拘一格，除了赵氏宗族尽可择贤而举，但在签署议状之前，却命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先将写有“张邦昌”字样的纸条逐次传示于众。众官员明白这事纯属做戏，又见大堂四周甲兵环立，皆神色漠然一言不发。不表示反对就是赞成，于是乎张邦昌便获得了众官员的“一致推举”。

王时雍命吴开、莫俦马上将这份“公推”议状呈送金营，他自己则亲自登门，将“喜讯”告知称病在家的张邦昌。毕竟将来要在张邦昌面前俯首称臣，王时雍尽管心里不受用，表面上还不得不套近乎。

次日，吴开、莫俦带回金将的旨意，说仅有这百余朝臣签署议状还不足以体现民意，签名范围必须扩大到京师的大小文武及各界代表，并且限定于十三日前操作完毕。

王时雍立即照办，命御史台连夜通知城内除张邦昌及已签过议状者之外的所有职官，包括业已免职卸任致仕的官员，以及僧道耆老三教九流等众，十三日清晨齐聚宣德楼集议，然后分赴各议所签状。敢有逗留躲藏不赴现场者斩。并命开封府派出大批兵丁捕快进行督察。开封府尹徐秉哲和京城都巡检范琼皆为“识时务”之“俊杰”，城池一破即树降旗，此时这一文一武便成了王时雍的得力臂膀。

在王时雍的威逼胁迫下，有数千名官僧士庶在指定的时间和秘书省、大晟府等指定的地点，具名签署了“强烈要求”推戴张邦昌为君主的“请愿书”。

得到这个结果，金将们表示比较满意。王时雍在如释重负之余，也颇有几分自得。他认为通过成功地操作此事，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个具有呼风唤雨之能的政坛干才，足以奠定他在新朝中举足轻重的铁腕地位。

可是事情却不似他想象得那么简单。满朝文武虽然迫于淫威暂时任其摆布了一回，但内心里不甘屈服或恐惧报应者大有人在。“公推”过后，各种反抗事件频发。前少宰唐恪在签状回府后，因内心负罪感沉重而仰药自尽。御史中丞秦桧对王时雍那种得志便猖狂之态极为反感，对尊张邦昌为帝一百个不服，签过议状越想越憋气，回到御史台便另写状书，请求仍立赵氏为帝。这是秦桧在其政治生涯中所留下的唯一一笔亮色。

反抗意志最为坚决的阁门舍人吴革，则与监察御史张所、太学生朱梦说等人密谋了武装起事。他们打算秘密联络军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汴京四壁，诛杀王时雍，进而挥兵直捣青城及刘家寺，夺回徽钦二帝。可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风声走漏，预定计划未能实现。吴革于紧急间孤注一掷，带领仓促召集起来的三百人马去攻皇城，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于此的范琼全数斩杀。

张邦昌可要比王时雍老谋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买，但很难被压服，而且是越压越不服。在那所谓“一致拥戴”的假象背后，指不定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上述种种反抗行为的发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当王时雍将第一次“公推”的结果告诉他时，他即明确表示，“邦昌不堪此任，还望另择贤能”。王时雍以为张邦昌在故作姿态，未将其言当真，还一个劲地恭维他是“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匡济社稷，舍公其谁”。弄得张邦昌这个惯受阿谀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