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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没有赵构宿花眠柳的闲暇，也没有赵桓长吁短叹的工夫，这几天李纲内外调度八方督察，马不停蹄不分昼夜，忙碌得真是不可开交。哪一夜若能睡上两个来时辰，就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李纲没法不忙。虽然自他二月三日被罢职至二月五日获复职，前后满打满算不过三天时间，积攒下来的军务政务却已堆积如山。幸亏他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以来就事必躬亲，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加之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磨炼，军政指挥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长进，方使他此时能够做到纲目分明缓急有序，紧而不急忙而不乱。由此，便进一步地显示出了李纲所具备的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政治才华。

一个具有某种才华的人，得到了展示其才的机会和舞台，必然百倍振奋，政治家尤其如此。所以李纲连日来尽管忙碌得晨昏颠倒人仰马翻，却一直是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日理万机而毫无倦意。

李纲复职后着手督办的重中之重，不消说就是迅速恢复京城内外的军事防务。

二月三日蔡懋接替李纲执掌帅印，下达了一系列极其荒谬的军令。除了解散掉城中大大小小的民间抗金武装，他还命令禁军各部一律取消巡防，不得轻举妄动。即便金军攻城，未经批准亦不得擅自抵抗。对守城部队的军需装备补给，伤亡缺额补充，以及城头阵地残缺处的修补，也勒令一律暂停。凡此种种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做出一种诚心讲和的姿态，向金人表示宋朝是千真万确地下决心不打了，因此你们也别打了，有什么问题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有话好好说，无须动刀戈。

李纲觉得这种想法简直是愚蠢透顶。战争不是买卖，不存在和气生财这一说。欲在战争中维护住自身的利益，靠的是拼实力，而不是讲道理。即便是要讲道理，也必须是在具有一定的对抗能力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去讲。如果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你扫灭荡平，还有什么必要与你啰唆。再者，在敌对双方之间是没有什么诚信可言的。针对敌人的任何承诺，都只能作为一种策略使用，背后必须留一手。否则一旦对方失信，你就毫无招架之力。这些都是再浅显不过的对敌斗争常识，李纲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百般地弄不明白，就是一味地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一再地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蠢事。

按照蔡懋下达的那一系列军令，实际上是将汴京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倘金军反应敏锐，抓住战机发动突袭，一夜之间拿下汴京绝非痴人说梦。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险些成为现实，李纲全身的汗毛都不禁倒竖起来。所幸蔡懋主政时间甚短，金军的情报工作效率没那么高，战略战术的调整也没那么快，在这三日之内才没酿成致命的灾变。

因此，李纲甫一复职，听取了各衙官员对这三日内要事的综合禀报后，即行使先斩后奏权，断然下令从即日起废除蔡懋颁发的所有条令。同时颁布新令，命城防各部一如既往严阵以待，对敢于来犯之敌坚决给予痛击。杀敌不择手段，唯以退敌为要，火炮弩床尽可发射。无论禁军、厢兵、民间义勇，凡作战英勇重创敌军者，皆予重赏。并命有司各尽其责，务必为一线部队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为前沿将士提供稳定的后方依托；对混入城里的奸细要严加排查；对趁火打劫的歹徒要严厉打击；各衙主官不管品级高低，一律要昼夜值岗随叫随到；消极怠工者就地免职，贻误军机者立斩不贷。

命令颁发后，李纲没有安坐于大堂之上，而是带上甘云等贴身护卫奔赴了城防前沿。他要亲自督察各项命令的执行情况，并亲自去解决其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他知道，有些问题是坐在衙门里料想不到的，仅靠公文来了解情况，一来不够准确直接，二来也太烦琐费时。亲临现场办公，效率则可大大提高。这自然要比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辛苦多了，但值此非常时期，却是惜不得力，只有这样做了，他的心里才踏实。唯因头绪太多分身无术，他只能择要去督察。

李纲新令的下达及其席不暇暖便亲赴前沿的行动，不仅使守城部队的军需装备等物质条件很快地得到了显著改善，更重要的是于此一扫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茫阴霾，重新振作起了汴京军民因遭受严重挫伤而已经陷入低谷的抗敌士气，从而使汴京城防由几乎濒于涣散，迅速恢复到了壁垒森严的临战状态。

汴京城防面貌的这一变化发生得非常及时、非常关键。

二月七日夜，金军视所谓和谈协议如弃履，出动数千人突然进攻封邱门，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激战约一个时辰败北。二月八日凌晨，距封邱门之战不过两个时辰，金军又突然向新酸枣门发起强攻。拂晓之前一般来说部队的警戒最为疏松之时，封邱门那边又刚刚打完，照理说宋军应当比较麻痹。金军在此时再度用兵，甚合兵法之道，居心相当阴险。这次金军投入兵力近万，攻势极为凌厉，大有志在必得之意。看来这是金帅宗望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然而事与愿违，战事的结果偏偏没让宗望得意起来。新酸枣门之战金军不仅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且失败得更为惨重。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宋军的戒备状态，完全超出了金军的想象。

当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突如其来地打响时，宋军的阵脚不但没有因遭受猝然打击而产生丝毫紊乱，反而以超乎寻常的反应速度，立即展开了章法严密的强硬还击。仿佛是宋军早知道金军要来，就等着此时百炮齐鸣万箭齐发地去收拾他们似的。突袭战讲究的就是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一旦这个效果没有达到，下面的仗往往就会变得非常难打。所以尽管金军攻势凶猛，但在具有充分准备并在兵力地形上均占绝对优势的宋军的坚决抵抗下，终是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李纲的严厉督导。当夜封邱门守军以旺盛的斗志力挫金军，消息传开，全线鼓舞，而麻痹轻敌思想亦不免有些冒头。李纲深知金军素有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虎狼作风，马上传令训诫前沿各部，金人狡诈异常，战事随时可生，务必戒骄戒躁，不得片刻疏忽。所有城防部队必须通宵值守作战岗位，所有的预备队亦必须人不离甲马不卸鞍，全体官兵都必须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此时李纲的权力和威望正如日中天，令出如山倒，没人敢于以身试法打半点折扣，因之成功地粉碎了金军趁拂晓再度突袭的险恶阴谋。

新酸枣门一战延续至平明时分结束，金军弃尸千余，而宋军的伤亡则微乎其微。汴京城防岿然不动，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事实再次击破。

捷报于早朝前传递进福宁殿。由于忧虑过甚彻夜失眠被弄得面皮水肿神色委顿的赵桓郁气长出以手加额，庆幸总算是皇天赐福，保佑大宋王朝又挺过了一劫。他却不曾去想，倘若汴京防务仍是由蔡懋掌印，此时的情形当是如何。

二月七日夜和二月八日凌晨的战事，是奠定这次宋金交手胜负格局的终结篇。

从宗望的作战意图上讲，这两次突袭，是他为摆脱金军所处的困境而进行的最后努力。对于这个努力的成效，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据他揣测，宋朝君臣这两日着重忙于议和，城防状态必然疏松。加上官员迁贬频繁，亦会造成军政管理上的混乱。纵使李纲复职，意欲重整旗鼓，一时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这里面便大有空隙可钻。如能趁此机会搞个突然袭击，将汴京打开一个缺口，那么整盘棋子便可走活。

到那时，他可以用一部分杂牌兵力纠缠住宋朝的外围部队，同时派出一支精锐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开两翼直插皇宫。只要这支突击队能够生擒赵桓，任凭宋朝的增援兵马再多，任凭李纲、种师道再多谋善战，也统统无济于事了。逼迫着赵桓写下一纸归降诏书，一切便可全部搞定。

倘若当真能够打出这种结果，那绝对可算是奇勋一件。甚至在后世的兵书上，也将永远记载下这个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

这个大胆的设想可行与否，宗望召集众将计议。

金将们多为好战之徒，一听商议开战，情绪便十分亢奋，一致认为天赐战机与我，不用是个浪费。于是趁夜突袭汴京的作战方案，没费三言两语便敲定下来。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有悖和约，是不是背信弃义，则没人拿它当个事。

可惜的是这一剂奇方猛药并未如期产生妙手回春之效。莫说飞兵直捣大内生擒赵桓了，上万人马忙忙活活地前后折腾了几乎整整一宿，损失精兵千余，结果连汴京外城的城墙垛子都没爬上去一兵一卒。

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宗望不得不认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手，而且动手也迟了。宗望心知，宋军能将城防守卫得如此无懈可击，肯定与李纲重掌帅印有关，他后悔自己错过了出奇制胜的最佳时机。如果是抢在李纲复职之前、在大唱议和高调的同时就突然动手，也许成败便当另论。一介儒生与之对垒，竟令他这个百战沙场所向披靡的铁血元帅屡遭重创，这使宗望在火冒三丈之余，又由衷地生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敬意。他甚至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如果有朝一日能与李纲同坐一席煮酒论兵促膝长谈，那将是此生的一大快事。

偷鸡不成蚀把米，众金将输红了眼也杀红了眼，都嗷嗷地叫嚣着要整顿人马再战，要与宋军拼个鱼死网破，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马革裹尸还。

宗望自然也是输得很不甘心，也不是没有涌起过破釜沉舟死拼一场的冲动。但他的全局观念到底高于众将一筹，还是以理智控制住了情绪。作为南下伐宋的东路军的最高统帅，他要为手下这数万名将士的生命负责，更要为派遣他出征的大金国朝廷负责。这种责任感提醒告诫着他：他没有权力任性而为意气用事，没有权力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以致将大金国这支宝贵的野战主力带进全军覆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