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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温妮·维罗克，维罗克先生的遗孀，史蒂夫（已经死去，在无知的情况下去完成一项人道主义任务，被炸成了碎片，他很忠实于姐姐）的姐姐，没有跑出会客室。她是看到血流后才跑的，但那是本能的反应。在门口，她停下了，低着头发起了愣。会客室虽小，维罗克夫人仿佛觉得自己好像花费了几年时间才跑过去，站在门口，此时的她与刚才站在沙发旁边的那个她截然不同了，她当时有点眩晕，但感到异常的镇定，因为她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不必负担任何责任。现在，维罗克夫人不再眩晕，思维也稳定下来了，但镇定感没有了。她害怕了。

虽说她在避免朝躺着的丈夫的那个方向看，但这不是因为她害怕的缘故。看看维罗克先生并不令人感到害怕。他看上去很舒服。此外，他已经死了。维罗克夫人不对死人抱有什么幻想。什么都救不了死人，不仅爱情不行，连仇恨都不行。死人无法伤害你，死人什么都不是。她对那个轻易就被她杀死的男人还有一种蔑视的心理。他曾经是家庭的主人，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再后来成为了杀死她的史蒂夫的凶手。如今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变得毫无价值。他比他身上的衣服、外套、靴子更没有价值，甚至他的价值比不上地面上的那顶帽子。他什么都不是了，他不值得再看一眼。他甚至不再是杀害史蒂夫的凶手。当人们来找维罗克先生的时候，屋里唯一能找到的凶手就是她本人！

她两次试着想把面纱戴好，却两次都因手在颤抖而失败了。维罗克夫人不再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身上也有责任要承担了。她害怕了。她一下子就刺死了维罗克先生。那一记猛刺，减轻了郁积起来的极度痛苦：她的喉咙中有喊叫不出的痛苦；她的眼中有流干了泪水的痛苦；她心中有因对那个人所犯的暴行感到愤慨而生的痛苦。这个男人抢走了她的男孩子，如今什么都不是了。那一记猛刺的动机很隐晦。血顺着刀柄流到了地板上，那一记猛刺已经变成了性质极为清晰的谋杀案。维罗克夫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愿深究，但她不得不对这件事刨根问底了。在那里，不见了令人不安的脸，不见了责备的愁容，不见了痛悔的场面，不见了类似于理想的东西。她隐约看到那里有个物体。定睛细看，原来是绞架。维罗克夫人害怕绞架。

她一想到绞架就害怕了。她从来没有观摩过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道情节，只是在某类故事书的木版画插图上见过，在她第一次看到的绞架插图上，竖立绞架的背景是暴风雨的黑暗，绞架用锁链和骨骼做装饰，有鸟在周围盘旋，啄食死人的眼珠。这样的插图是很可怕的。虽然维罗克夫人不是个博学的人，但她对这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略有了解，她知道绞架不再以浪漫的方式竖立在阴沉的河岸边或荒凉的海角里，而是监狱的院子里。执行绞刑通常在黎明时分，谋杀犯被带到刑场，刑场周围被四面高墙包围着，就像在深渊里，场面寂静得令人感到害怕，新闻报道中总会出现“有关当局在场”这样的描述。她低头盯着地板，苦恼和羞愧使她的鼻孔微微发颤，她幻想着自己孤单地被一群陌生的戴丝绸礼帽的男人簇拥着，他们正镇定地按部就班地把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绞刑？我不要！我不要！但绞刑怎样执行呢？想象无法给出如此安静的绞刑的所有细节，这增添了令她发疯的恐惧心理。报纸往往仅是在贫乏的报道的最后才提供一个带着某种感情色彩的细节。维罗克夫人记得那个细节。想到这个细节，她就感到脑袋像被火烤一样疼痛，仿佛“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这几个字像烧热的铁针一样刺痛着她的脑袋。“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

这几个字还影响到了她的血肉之躯。她的喉咙出现一阵阵的痉挛，就如同在抗拒正在收紧的绞索；她非常害怕绞索猛地向上拉扯时把自己的脑袋撕掉，于是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脑袋。“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不！绝对不能上绞架。她无法忍受绞刑的痛苦。仅是想到绞刑就让她难以忍受。她无法忍受绞刑的想法。于是维罗克夫人下定决心立即离家出走，从一座大桥上投河自尽。

这次她终于戴好了面纱。她的脸上好像是戴了面具，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除了帽子上有一朵小花。她呆板地看了看屋里的钟表。她觉得钟表好像是停了。她无法相信从上次看钟表到现在只过去了两分钟的时间。这不对，钟表肯定早就停了。实际上，自她用刀猛刺之后第一口深呼吸，到她下定决心跳入泰晤士河，只过去了3分钟的时间。但维罗克夫人不相信这点。她好像听人说过，谋杀发生的时候，钟表总是停在谋杀发生的时刻，这样就能抓住谋杀犯了。她对此已经没有顾虑。“到了桥上，我就纵身一跳……”但她的行动速度很缓慢。

她痛苦地走过店铺，抓住了门把手，可没有勇气打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才找到打开门的勇气。这条街让她害怕，因为这条街要么带她去绞架，要么带她去跳河。她站在台阶上挣扎着向前走，双臂张开，就好像从大桥的栏杆上跳下去一样。室外的空气让她有溺水的预感；潮湿的空气包围着她，钻进她的鼻孔，滞留在她的头发上。当时天没有下雨，但每盏煤气灯都有一个因薄雾形成的黄褐色的小光晕。四轮马车已经走了，街道上很黑暗，那家马车夫吃饭的小饭馆还亮着灯，窗户上挂着窗帘，灯光映照到人行道附近的地方，形成一个散发着淡淡血红色的方块补丁。维罗克夫人艰难地向那小饭馆走去，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无依无靠的女人。她确实是无依无靠，所以她渴望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想了想，她只想到了小时工尼尔夫人。她自己不认识任何人。社会上没有人会想起她。不要盼望着寡妇维罗克夫人会忘记她的母亲。她不会的。温妮一直是个好女儿，因为她一直是个好姐姐。她的母亲一直在依靠她的支持。可她在母亲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安慰和建议。如今史蒂夫已经死了，她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就断了。她不能跟那个老妇人讲这个可怕的故事。此外，母亲距离她太远了。泰晤士河仍然是她当前的目的地。维罗克夫人尽量不去想母亲。

每一步都在消耗着她的意志，似乎每一步都是她的最后一步。维罗克夫人已经走过了小饭馆那泛着红光的窗户。“一到桥上我就跳下去。”她极度顽固地对自己不断重复着。她伸手扶了一下煤气灯的灯杆，这才站稳了。“我在早晨之前是赶不到河边了。”她心想。一想到死，她就要瘫痪，这妨碍了她逃避绞架的努力。她感到自己在这条街上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我永远也走不到河边，”她想着，自语道，“他们会发现我在街上瞎逛。路途太远了。”她继续走着，在黑色面纱下喘着气。

“绞架的落差是14英尺。”

她猛地推开灯杆，又继续走起路来。但另一波的晕厥迎面而来，就好像大海里的浪潮一样，让她心灰意冷。“我永远也走不到河边，”她低声咕哝道。突然，她站住了，微微地摇晃起来，“我是永远走不到河边了。”

维罗克夫人觉得自己根本走不到距离最近的大桥上，于是想起可以逃亡国外。

这个想法来得很突然。谋杀犯逃跑了，跑到国外去了。西班牙或加利福尼亚。她脑子里还有许多地名。世界之大，是为男人们的荣耀而创造的，对维罗克夫人来说，世界仅是个巨大的空白。她不知道朝着哪个方向走。谋杀犯有朋友、关系人、帮忙者——他们有知识，而她却什么都没有。她是世界上所有谋杀犯中最孤独的。她在伦敦是孤身一人：在这座充满了奇迹和烂泥的城市里，有迷宫一样的街道和大量的路灯，此时正处在无法逃避的黑夜中，在这个黑暗深渊的底部，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是休想逃脱的。

她摇晃着又开始向前走了，心里非常害怕摔倒。刚走了几步，出乎意料地，她感到有什么很稳固的东西在支撑着她。抬起头，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脸，正在近距离盯着她的面纱看。奥西彭同志不怕陌生女人，遇到醉酒的女人，他会不顾礼仪上前拉近乎。奥西彭同志对女人感兴趣。此刻他正用两只大手抱住眼前这个女人，镇定地端详着，直到他听到她微弱地说了一声“奥西彭先生”，他这才放手，这一放手几乎让她摔倒在地上。

“维罗克夫人！”他惊呼道，“你在这里！”

他认为维罗克夫人不可能喝醉，但谁也不能保证。他没有继续深究，但他不想让缘分失望，仍然想把维罗克同志的遗孀抱在怀里。他惊讶地发现，她很轻松地就接受了拥抱，甚至靠在他的胳膊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她才想脱离。奥西彭同志不想对缘分无礼，于是顺势收回了手臂。

“你还能认出我？”她断断续续地说。此刻，她已经双脚落地，稳稳地站在他的面前。

“我当然能认出你，”奥西彭非常敏捷地说，“我怕你跌倒。我最近不常见到你，所以害怕认不出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之后，就一直在想念你。”

维罗克夫人似乎没有听见这句话。“你是要来店铺？”她紧张地问道。

“是的，”奥西彭回答，“我看了报纸后马上就来了。”

实际上，奥西彭同志在布雷特街周围躲藏两个多小时，一直没敢采取大胆的行动。这位粗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是个大胆的征服者。他记得维罗克夫人从来没有对他的眼光给予过一丝鼓励。此外，他认为那店铺可能已经被警察监视了。为了不让警察夸大他的革命倾向，奥西彭同志这才没敢贸然前往。他甚至现在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与过去的爱情冒险不同，他面临着一次严肃的大行动。他不知道这次行动能捞到多少好处，也不知道为获得他的那份必须冒多么大的风险——他仅是相信自己有机会。这些困惑扫了他的兴，他只好用很冷静的语气说话，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符合现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