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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理想中的世界是单调乏味的。美化世界就等于是掩盖了世界的复杂本质——这实际上是要毁灭世界。孩子们，让道德学者继续这个话题吧。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在他们的头脑里。思想在意识中产生，但思想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并不大。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经济基础的力量决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本家为保护财产而制定的法律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那么为什么要空想呢？空想最多只能告诉我们预言家在想什么，没有任何客观价值。孩子们，这个话题留给道德学者去消遣吧。”

传道士米凯利斯是个假释犯人，此时正在用平稳的腔调说话，他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就好像胸脯的肥肉压得他不得不那样似的。

他是从一所卫生条件很好的监狱出来的，腰圆得就如同一个木桶，腆着大肚子，腮帮子又胖又白，看上去是半透明状态的，他的这副样子仿佛让人觉得在过去15年里，一个极度不公平社会的公职人员用各种增肥食物给他喂食，并把他关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窖里，而他此后竟然没有能成功地减过一盎司的肥。

据说有一位富有的老妇人把他送到玛丽亚温泉进行治疗，在三个季度的治疗期间，他赢得了极高的公众好奇心，竟然与一位国王不相上下。后来，警方命令他必须在12个月内离开，离开前不许泡温泉。如今他再也不愿去泡温泉了。

他的胳膊粗得看不见胳膊肘，更像是放在椅子背上弯曲的假肢。他用短粗的大腿支撑着前倾的身体，把一口痰吐进壁炉里。

“是的！我有时间稍微清理一下思路，”他平淡地继续说着，“社会给我大量的时间进行冥思苦想。”

在壁炉的另一边，放着一把专供维罗克夫人的母亲使用的马鬃椅子，此时卡尔·云特正坐在上面冷笑着，虽说嘴里没一颗牙，但仍然做着略带邪恶的鬼脸。这个自称是个恐怖分子的老头，是个秃子，下巴挂着一绺雪白的山羊胡子。

在他那目光暗淡的双眼里，存留着一股异乎寻常的凶险恶意。他痛苦地站了起来，向前伸出他那只因风湿病肿块而变得奇形怪状的瘦手，这让人感觉到他好像是个垂死的刺客，正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做最后一击。他的另一只手拄着一根粗手杖，手杖在他身体的重压下战栗着。

“我一直有个梦想，”他恶狠狠地说，“我要组织起一帮人，他们有绝对的意志，敢于抛弃一切妨碍他们选择手段的桎梏，强大得可以坦然自称为毁灭者，浑身上下没有沾染上那种导致世界腐败的宿命的悲观主义。他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残酷无情，包括他们自己和死亡，因为死亡就是在为正义和人类服务——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他的小秃脑袋颤抖着，也带动了那绺白色山羊胡子滑稽地抖动起来。陌生人根本听不懂他的理论。他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实际上早就是强弩之末了，他就好像一个老色鬼，表面很疯狂，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勃起。他那枯萎的喉咙也很不给力，而他那无牙的牙床似乎总是在伺机捕捉他的舌尖。维罗克先生坐在屋子另一边的沙发角上，发出两声表示衷心同意的咕哝声。

这位老恐怖分子把他那颗架在精瘦脖子上的脑袋缓慢地左右摇摆着。

“可是我至今还没能找到3个这样的人。你那腐朽的悲观主义也不过如此。”他对着米凯利斯咆哮道。听到这话，米凯利斯把他那两条粗得像坐垫一样的大腿从交叉状态放开，接着又猛地塞到椅子底下，借以表示恼怒。

悲观主义者？荒谬绝伦！米凯利斯惊呼这种指责简直是无耻。他根本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看到了私有财产的末日，他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由丑恶的私有财产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财主们不仅要面对觉醒的无产阶级，在财主之间还有内部斗争。是的！斗争和战争是财产私有的必要条件。这是致命的。啊！他不需要激昂的热情来坚持信仰，不需要雄辩，不需要气愤，不需要摇晃红旗，不需要一轮象征性的红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去报复命中注定要灭亡的社会。他不需要这样做。冷静的理智才是他提倡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的，要的就是乐观主义……

这段话累得他气喘吁吁的，他停了下来，在喘了几口气后，他又继续说：

“如果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恐怕在过去15年里早就找到多次割喉的机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至少我可以撞死在监牢的墙上。”

他感到气短，声音失去了活力。他的大白腮帮子看上去就像挂着的白布口袋，一动不动，连颤抖都没有。但那双蓝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偷看，眼睛里仍然放射出过去那样的自信和精明，但他那固定不变的视线让人感到有点疯狂，这些特质肯定是这位不屈的乐观主义分子夜晚坐在监牢里养成的。卡尔·云特站在他的前面，他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军帽，军帽的一条遮颈布威武地盖在他的肩上。奥西彭同志坐在壁炉前，他是个医科大学肄业生，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这个组织的主要传单写手。他摊开两条粗壮的大腿，把靴子后跟伸进壁炉烤火。他面色通红，一脸雀斑，一头黄色卷曲短发，塌鼻梁，嘴向外突出，简直就是个黑人模样。高颧骨的脸上有一双杏仁状的眼睛，懒洋洋地斜视着。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衬衣，戴着一条黑色丝绸领带，外套是一件哔叽大衣，纽扣全都系上了，但领带的下端却悬挂在哔叽大衣的外面。他的头靠在椅子背上，喉结清晰可见。他抽着插着烟卷的木质烟斗，直接把烟吐向天花板。

米凯利斯继续谈自己的想法——他在隐居时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他当年在监牢里产生的，他的想法越积越多，就像幻想中的信念一样。他在自言自语，丝毫不顾听众的好恶，实际上是不关心有没有听众。他的这个满怀希望大声自言自语的习惯，是他在监狱里只能孤独地面对四堵白墙养成的。那监狱坐落在一条大河的旁边，看上去既恶毒又丑陋，就好像是供停放那些被社会勒死的人停尸用的巨大太平间，那太平间是由大量顽固的砖头堆砌起来，里面充满了坟墓般的寂静。

他很不善辩，不是因为他的信念被别人给辩倒了，而是因为听别人说话会痛苦地惊扰他，让他的思维处于混乱中——他的思维多年来一直处于孤独状态，比一片干燥的沙漠更加荒凉，从来没有活人来跟他争论、给予他评论，甚至连一句同意的声音都听不见。

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他继续坦然述说自己的信念，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听众，就像上帝赐予人间仁慈一样：人类的物质生活透露出了人类的秘密命运；决定人类的历史和未来的是经济基础；指引人类思想发展和各种激情的思想根源……

奥西彭同志一声刺耳的大笑打断了这段长篇大论，使得传道士张口结舌，眼睛中原先的得意劲全没有了，变成了迷惑和混乱。他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是要集中精力。屋子里一阵沉默，屋里的两盏煤气灯和越来越旺的炉火使屋里的温度变得非常热。维罗克先生从沙发里站起来，不情愿地踏着沉重的步伐去打开通往厨房的门，这样能放进新鲜空气，可是这一来从屋里就能看到局外人史蒂夫。史蒂夫这时趴在柜台上画圆圈玩，他画了无数个圆圈，有同心圆，有椭圆。他画出来的圆有才气，让人感到目眩，因为画面上有错综复杂的曲线、整齐划一的格式、令人感到迷惑的交叉线，他的画让人想起宇宙混沌，这位艺术家一直在埋头作画。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背部微微颤抖着，瘦弱的脖子深深地陷入脑壳下方的空谷中，似乎随时有折断的可能。

维罗克先生虽然不喜欢史蒂夫的画，但依然感到惊奇，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又坐在沙发上。亚历山大·奥西彭穿着破旧的蓝色哔叽大衣，他站了起来，想放松一下长时间不动形成的身体僵硬，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显得他的个头很高。他闲逛到厨房（下两级台阶），站在史蒂夫背后看画。看了一会儿，他转身回来，嘴里神秘地念叨着：“非常好，非常有特点，很典型。”

“什么东西那么好？”再次回到沙发角上坐着的维罗克先生低声询问道。被问的人漫不经心地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态度很谦逊，还用头指了一下厨房。

“典型的精神变态——我是说那些画。”

奥西彭同志的绰号是“医生”，医学院的肄业生。离开学校后，浪迹于工人组织之间，讲解社会主义卫生学。写了一本貌似医学著作的书（以廉价小册子的方式分发，立即就被警察缴获了），书名叫《中产阶级的腐朽毛病》；还担任一个相当神秘的名叫“红色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跟卡尔·云特、米凯利斯一起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他们一起至少打通了与两家大使馆的关系，他们进出大使馆的频率高得让人难以忍耐，达到了科学允许普通人能做到的极限。“你是在说那孩子是精神变态者吧，是不是？”维罗克先生咕哝道。

“他是科学的产物。非常典型，典型的精神变态者。你只需看看他的耳垂。如果你读过龙勃罗梭的著作的话……”

维罗克先生几乎是横躺在沙发上了，面色忧郁，紧盯着自己马甲上的那排纽扣，但他面颊微微泛起红晕。最近只要稍微提到“科学”这个词（中性词且无固定含义），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令人讨厌的形象，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几乎神奇般的清晰。这种现象确实应该属于科学奇迹之一，这使得维罗克先生处于恐惧和气愤的精神状态下，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喜欢发毒誓，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反倒是缓过一口气的卡尔·云特说话了。

“龙勃罗梭是头笨驴。”

听了这句亵渎的话，奥西彭同志感到震惊，他用可怕的、无情的眼光盯着说话人。在卡尔·云特那瘦骨嶙峋的大脑门的阴影下，他的双眼变得暗淡无光，嘴里咕哝着什么，每说完一个词，舌头就会被咬到一次，就好像是他在生气故意要咀嚼自己的舌头一样：

“你见过这样的蠢货吗？对他来说，是罪犯就要被关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吗？那些关他的人——就是那些迫使他在监狱里的人算什么？对，这些人强制他坐牢。然而，罪名是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正在通过观察大量穷鬼、倒霉鬼的耳朵和牙齿让无耻之徒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大行其道吗？难道凭牙齿和耳朵能分辨出罪犯？他们是罪犯吗？法律能更好地判断他是否是罪犯——法律就是给罪犯打上烙印的工具，这是吃饱撑得慌的人为了对付营养不良才发明的把戏。这样的法律有什么用处？把烧红的烙铁盖在罪犯的身上难道你闻不到皮肉焦煳的气味、听不到皮肤烧焦的咝咝声吗？龙勃罗梭写的那本愚蠢的书，就是这样制造罪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