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离开平川时,我记得很清楚,老东门外响着轰隆隆的炮声、枪声,十里长的中山路上满是国军溃兵,龙凤山下一片大火。我当时就想,这个城市又完了一次。”
严长琪提醒说:“华老呀,不但是战乱,咱平川还有一害呢,就是黄水呀。”
华老先生点头道:“对,对,有史可证的黄河改道,黄水淹城就有五次。”
陈晶插上来说:“就在建这座时代大厦时,我们发现,这座城下还有两层被埋在下面的旧城遗址。后来,文物部门让我们移位,让出遗址位置,准备日后发掘。”
柏志林也插了上来,毫不隐讳地说:“要我看还有一害哩,那就是解放后无休无止的运动。你斗我,我斗你,一个个斗红了眼,斗昏了头,就从没好好搞过城市建设,四处灰蒙蒙、脏兮兮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台办白主任有些害怕了,出于职业上的谨慎,忙说:“改革开放后总是好多了嘛!我们不能急嘛,路总要一步步走,饭总要一口口吃。”遂又把脸转向严长琪,“是不是呀,严市长?”
严长琪笑了笑,没做声。
华老先生也不好多说什么,便把话题岔开了,转而问严长琪:“令尊大人现在可在平川?若在,哪日我去看他,和他老兄叙叙旧情。”
严长琪说:“家父去年在省城过世了。”
华老先生叹了口气:“太遗憾了。”
一阵默然之后,严长琪问:“听说华老的华氏集团实力雄厚,华老是台湾数得着的几个财团董事长之一,是不是?”
华老先生微笑着,未置可否。
严长琪又说:“华老何不在平川家乡投点资呢?我们搞的国际工业园计划专开个港台投资区哩。”
华老先生仍是微笑,不说话。
这时,华娜娜说话了:“严市长,国际工业园昨天白主任和曹市长陪我们去看过了,坦率地说,目前还不具备投资办厂的条件。家父说了,日后条件成熟,华氏集团是可以考虑的。家父建议你们在工业园内尽快上一个大型火力电厂,同时,解决工业用水和道路问题。”
严长琪说:“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也想尽快解决,可主要是没有资金。”
华老先生突然开了口:“电厂,华氏可以考虑投些资。电业经营本来就是我们华氏的主业。我们华氏在台南,在台中,在大马和泰国投资的所有电厂大都很成功。如果国际工业园能把水和路的问题解决,这个电厂也许会有前途。”
华娜娜很吃惊:“爹,您咋说变就变了?”
华老先生冲着女儿笑了笑,没做任何解释。
严长琪则大喜过望:“华老此话当真?”
华老先生点点头:“我这次来平川,就是带着投资的想法来的。老夫我是平川人嘛,又在四十二年前做过旧政府的平川市长,现在老了,就算不赚钱,也总要为家乡尽点力吧!”
严长琪握着华老先生的手,连连说:“好,好,华老,谢谢您,我代表平川市政府谢谢您,您老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们呀!”
华老先生很严谨,马上声明说:“哦,严市长,你先不要忙着谢我,目前还只是意向,真正作出投资决定,恐怕还要有个过程。”
这时,旋厅的方向再次转到了北面,华老先生又看到了平川机械一厂那片破旧的厂房,遂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严市长,这片厂子和美国的SAT公司谈好没有?国际大厦什么时候开工呀?”
严长琪一怔:“华老对兼并这家机械厂有兴趣么?”
华老先生点点头:“说白了,我是对这块黄金宝地有兴趣。在同等条件下,我想优先取得它的使用权。”
华娜娜看出了父亲的意图,忙说:“我们华氏集团目前正向宾馆业扩展,如果能把对电厂的投资和对国际大厦的投资一并考虑,华氏方面可能更容易接受些。”
严长琪想了想说:“好吧,你们华氏先拿出个意向书,市府将根据你们的投资意向书,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们一个答复。”
华老先生说:“好,我返台后马上派一个洽谈组过来,我女儿娜娜不走了,就代表华氏集团负责在平川的所有投资事宜。”
时代大厦老总陈晶和亚太公司董事长柏志林都愣住了。他们直到这时才发现,华老先生可不是个迂腐的老朽,这个精明过人的老头子已盯住了平川机械一厂这块肥肉。
亚太集团是全市最大的一家民营科工贸一体化公司,董事长柏志林在平川可谓大大有名。五年前,柏志林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平川工学院任过半年副教授,后来就办了留职停薪手续,拉着王书生、李同林、林娟三个大学同学,集资十万元,想成立一家私人合股的实业公司。当时,工商局对私营性质公司的审批很严格,柏志林几经周折也没把执照办下来,便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投书省报,引发了一场关于“对博士生办私营公司应该怎么看”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柏志林等四人均为国家花钱培养的博士生、大学生,毕业后不用学到的知识本领为国家服务,却去开私营公司,为自己赚大钱,无论是从道理上讲还是从道义上讲,都是说不通的。因此,这种私营公司根本就不应该批准成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中,私营成分比例还很小,而且又大都是素质不高的个体工商户,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家还没出现。因而,政府从政策上应该鼓励像柏志林这样高素质的博士生、大学生杀进民营企业领域。这家公司不但要批,还要尽可能给予支持。
后来,省委书记钱向辉看到了有关这场讨论的内参,当即在内参上批示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目光是不是太狭隘了一点?这些博士生、大学生开办一家民营公司就不是为国家服务么?我看未必。他们如果把公司办好了,既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又活跃了地方经济,国家还可以收到税款,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也要加以引导。柏志林等人文化水平和素质都比较高,又有专长,我看,可以鼓励他们向高科技方面发展,政策上给予扶持。请学东同志考虑一下,让他们试一试,天塌不下来。”
看到钱向辉这个批示后,当时的平川市委书记谢学东马上召见了柏志林,和柏志林谈了两个多小时,建议柏志林将实业公司改为高科技公司。柏志林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谢学东的建议,三天后,在工学院后门旁一间30平方米的平房前,将“亚太科技实业发展公司”的牌子挂了出来。
科技发展公司的牌子挂出后,柏志林以进行科技咨询装潢门面,并没真的去搞什么科技项目。在最初一段穷困的日子里,柏志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公关活动上,竟和北京一家工业防腐研究所挂上了钩,一举拿出公司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六十———六万元,以亚太和那家研究所的名义,在平川承办了工业防腐技术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公司账上只有三千元钱了,一家防腐专业杂志的老总又跑来要赞助,柏志林大笔一挥,又批了两千元。同伴们都很吃惊,以为柏志林疯了。柏志林却笑着说:“三千元和一千元有什么两样?不都是小钱嘛,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小钱,而是大钱!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做大事的,要有大气魄。账上还有一千块钱,够我们吃方便面就行了。我估计,20天后,我们的大买卖就要来了。”
真让柏志林说准了,不到20天,一笔笔工业防腐的大生意就来了。亚太公司和北京那家研究所在防腐技术的推广应用上都赚了大钱。三年后,亚太公司的小楼就建了起来,亚太科技实业发展公司也变成了包括房地产公司等五家子公司在内的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