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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七章 架构 7 严刑峻法与崇高道德157（第2页）

刘宗周看着皇帝，皇帝亦直视着刘宗周，二人的目光皆没有丝毫的躲闪，二人亦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纯粹与坚定。

“嗯。。。。。。”长出一口气，刘宗周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听到皇帝表明了主旨，还直言不讳的说出商韩“愚民、疲民”的一面，说“决不能允许排斥诗书礼乐、仁义孝悌”，他虽还有所担心，但心情还是平复了不少，担忧剧减。殿上其他人也差不多。

不再像方才那样灼灼的目光中，王战继续向下阐述：

“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之辈主张收取重赋令百姓贫穷，拼命耕作亦只能勉强温饱，谁若想富足，便只有上战场拼命，凭借战功获得富贵，在当时的法家治下，以此使百姓人人好战。在群雄并起的当时，这确实是一种生存之道，但这是朕所不取的。”

“朕不想通过愚民、弱民、穷民、疲民的手段逼迫老百姓去上战场，朕相信华夏百姓是胸怀大义的，自有勇士愿意上疆场保家卫国。朕要让百姓民智得启，大义存心，丰衣足食，自告奋勇。当然，对于这样自告奋勇保家卫国的国家干城、大义大勇之士，朕亦决不能亏待，自当令其荣耀富足、万民敬仰，决不能令其流血又流泪。”

“春秋战国时的贵人老爷们主张刑律要保密，不让老百姓知道，让老百姓时时处于不可测的刑律威胁之下，以此让老百姓畏惧法律，也让自己能随意处置老百姓、压榨商人、掠夺民财，在朕看来，这太无耻了。此等做法亦是朕所不取。朕以为郑国子产铸刑鼎的做法非常好，将律法明文铸于鼎上，公布于天下，使万民皆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再不惧贵族随意构陷。”

“开始的时候，贵族老爷们恨不能立刻杀了子产，晋国大贤叔向更是疾言厉色的反对。结果郑国在铸造刑鼎、公布律法之后不出三年，百姓歌谣便开始传唱‘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此，郑国因税赋数额明确于鼎上而农事兴旺，因贵族再不能随意构陷侵夺而商事繁盛，国势日强，二十三年后，晋国也开始学习郑国，铸造刑鼎，明律法于天下。那时候圣人说什么？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可是后来怎么样？圣人不也称赞子产‘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再比如说，商鞅一味强调耕战，可如今的火铳火炮是他能想象的吗？他一味排斥商业，如今如此巨大的国土，亿万子民，没有商业流通怎么可能？西夷海商在海上获取了巨量的财富，富国强兵，炮舰横行海上，横行海上的炮舰又助力国家百姓获取更多的财富，这又岂是耕战二字所能涵盖的？商鞅若重生于今日，也当目瞪口呆，也需重新学习，定然不能食古不化的以两千年前的学说治理今日之华夏。”

至此，王战明确指出了商鞅和法家的某些局限性，同时又指出了法家的进步之处，指出了律法公开的好处，暗暗的阐述着不能食古不化、而当与时俱进。

听着皇帝的阐释，群臣再度产生了全新的惊讶：皇帝什么时候看了这么多法家的史料？又是什么时候琢磨出这些东西的？仅仅是“天启”之后这两个月吗？

惊讶之中，皇帝再度开言：

“话说回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朕是皇帝，是一国之君，首先面对的自然就是治国，而国朝文武百官都是读圣贤书的，可是国朝却贪渎不断，太祖剥皮实草都不曾杜绝，这是为何？同样是读圣贤书，二百多年为什么只有一个海瑞？”

“所以，朕思来想去，人有双腿，鸟有两翼，这治国，只有儒门的德是不够的，要不然为何读圣贤书的贪官污吏抓不完？为何借优免特权大肆接受诡寄投献偷逃赋税的舞弊之举百年来愈演愈烈？所以，德可期，却不可恃。要想让百官清廉、特权匿迹、百姓得益，还要有法家的法，德与法，便如人之双腿、鸟之两翼。”

“朕要治理国家，读书便不能只是修养自身之德，还必须要能治理国家，所以，朕既读大学、论语，也要读一读韩非子，希望能让贪官少一些，让特权在公平的律法面前被彻底消除，让百姓的日子好一些。诸位爱卿想想那些读圣贤书却贪赃枉法、亏空粮仓、令治下百姓求告无门、饥寒交迫的官员，想想那些千顷良田却一文不纳的特权士绅，便能一切明了：德与法皆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圣贤书与大曌律、崇高的道德与严刑峻法不是相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老百姓为何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朕以为，老百姓常说这句话就表明了老百姓的心迹：普通庶民是离不开律法保护的，没了律法，没有严密有效的律法，权贵豪强将会肆意的践踏他们。百姓口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究竟是何意？朕以为，便是八个字，‘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无分男女，无分官民，无分族别，无分儒释道法，无分信神与不信神，皆平等视之。律法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同罪同罚，绝不因人而异、因身份而异，这便是百姓民心！这百姓民心便是法之根本、国之根本，便是天数气运。”

“那要如何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便是要精研律法、严密法条，使百官与万民行事事事有规范可循，同时建立严密的执行律法规范的架构体制，建立对百官及执法者和都察者都进行严密都察的架构体制。尤其是对百官及执法者和都察者都能进行都察的架构体制，若无此体制，则百官及执法者、都察者自身必定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之前，都察院利用都察的权力威逼官员、滥权枉法的御史不在少数。所以，朕才要建立互不隶属的南、北都察院，扩大言官队伍，明确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查之权。”

“只讲律法，不讲道德，那满朝都是酷吏；可若只讲道德，不讲律法，那也遍地都是奸贼。若想实现‘明德’，必须峻法相护；只有峻法相护，才能实现‘明德’。”

又一次的长篇论断，王战层层递进、逻辑清晰的阐释出自己德与法并重的思想。

龙椅宝座之下，与皇帝相对，群臣都微张着嘴，无声无息地听着。

他们都在这种清晰的因果逻辑中听的清晰明了；既然清晰明了那便不得不承认，皇帝的论证无懈可击。

从皇帝的论证中，他们可以确定无疑的听出，爱民、富民、强民、开民智、强民生、公卿士庶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民不受特权之害、不受权贵之欺，所有这些就是皇帝认定的‘明德’。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严刑峻法就是皇帝保障‘明德’的手段。显然，皇帝还是以圣人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根本，并没有倒向法家甚至完全照搬法家，严刑峻法只是皇帝明确认定的保护根本的手段；皇帝认定的这‘明德’之中也处处都是对百姓的爱护。

对此，除了赞叹、默认，在心中翻来覆去的品味，还能说什么呢？道德与律法，奸贼与酷吏，平生第一次令他们如此深思、回味无穷。

“若谁还是要说国家不需律法，更不需要严明法纪、不需要严刑峻法，只要有圣贤书即可，那只要他能用性命担保，保证读了圣贤书的官员绝不会贪腐、绝不会舞弊就可以，朕可以听他的。诸位爱卿谁能担保？担保之前千万要想好了，是严嵩这大奸臣不读圣贤书还是张居正这千古能臣不读圣贤书？”

短暂的静默之后，王战架上了一把非常现实的火焰，语气非常和缓地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

金殿之上，一把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