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座花园占的地就是存放皇家木料的皇木场的地,大门与二门之间是户部的仓库用地。
豪宅连地带料,李三才一切都是就地取材。
考虑此时他年事已高,且赋闲在家,万历最终也就只是削去他“士”的身份,贬为平民,没有严惩。
然而,虽没有严惩,但李三才的“廉洁”也还是东林党最不愿意拿出来说的事。
无论是刘宗周还是李邦华,他们不是这般奢靡,却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这些,故而他们赞同富商矿主缴纳税赋,但他们反对现在的税监矿监这种荼毒极烈的收税方式,在没有好办法之前,他们觉得弊远远大于利。
“哦?爱卿原来是忧虑这个。爱卿所虑有理,然而只收田赋,对锦衣玉食、腰缠万贯的商贾、矿主却视而不见,显失公平。”
“须知田亩所出皆是烈日下农夫汗水凝结,商贾不事生产,只是流通商货赚取差价,矿主更是把天生地长的矿产变成自己的财富,勤劳辛苦远不如农夫,没道理贫农纳赋而富商却不交税。”
“国策国法若不公平,早晚会失去民心,所以,这商税矿税是必定要收的,这既是对大多数穷苦百姓的公平,也是对所有人的公平,更是富民强国、富国强兵根本之道,实乃保国安民必由之途。”
“万事皆有利有弊,无非是在施行之中要消除弊端罢了,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爱卿以为如何?”
面对这样耿直的臣子,王战只能是一步步耐心解说。承认刘宗周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也点出了最核心的公平问题。
“圣上的目的甚好,道理亦通,然矿、税二监仰仗的是皇帝威严,地方官吏难以制约,否则百官之中并非没有忠直之士,缘何能让此辈为祸如此之烈、迁延如此之久?微臣愚钝,除了召回,实在不知有何办法能消除矿、税二监之害。”
听了皇帝的解说,刘宗周依旧直言不讳,完全不因为面对皇帝而曲折委婉,语言像他的脖子一样耿直。他也承认皇帝的问题核心是好的,但矿、税二监之害与皇权牵连也被他明白无误地指了出来。
他这一番言语之下,群臣都有些侧目,魏忠贤一系更是有许多人暗暗幸灾乐祸,巴不得他惹恼皇帝,再一次被赶出京城。
与此时的读书人一样,刘宗周沉浸于圣贤教诲,不屑于所谓的杂学,在道德大义上无懈可击。不但如此,他在道德自律上的严苛程度更是远超同侪,故而对人也是少加辞色。但受限于时代,他的治政能力与其他读书人一样,很一般,可以说面对具体事务性工作时,很多时候不如州县小吏,没什么有用的主意。此时面对事关天下穷人的公平和矿、税二监之害,他拿不出有效的主意。
“朕对你们所说矿税二监荼毒百姓之事有所了解,似万历爷时陈奉、杨荣之辈确实该死,该凌迟。”面对刚直的刘宗周,王战亦是直言不讳,丝毫不想通过选择性的陈述来得到什么。
他当然也不会生气,有这样的臣子,他只会高兴。高兴得立刻开始输出自己已经想好的办法:
“朕已经想好了,从此之后只设税监。税监必须要派往各地,仍然包括矿山,只是同时必须明确职权,他们只有监督上报之权,从此之后,税监再无指认矿脉的权力。”
“不懂探矿却指认矿脉,着实荒谬,弊端丛生;探矿之事从此由工部主持,矿脉必须由探矿工匠上报,且工部还需另行派人二次探查,确认后方可备案,如果造假,事后不能开矿冶炼出有用之物,以欺君论处。”
“工部备案还要在户部留存副本,以备税收。”
“此后税监也无直接收税的权力,收税全由户部派出的税官负责,而且不能只派税监,都察院也要派出御史,共同监督税收,都察院言官与税监、户部税官三方形成互相监督,六科亦要严加复核,防止有人恶意加派坑害百姓,或受贿之后肆意减免、损害朝廷财政收入。”
“各部、科、院所派出之人,每地每年皆要轮换。”
“朕打算在户部之下设立名实相符、百姓一看即懂的税赋司,工商注册司,财务司。任何工商户皆需在工商注册司登记备案,税赋司则负责按备案收取税赋,税赋收上来之后由财务司清点,然后全部税赋进入国库。”
“以后朝廷和地方每年都要预先做出规划,下一年要做什么,要有多少支出,朕名之为‘预算’。预算公布于众,国库的税赋收入和按‘预算’进行的国用支出也都要有明晰的账目且公布于众。”
“年底,对预算所列之事进行检查,看是否花费了钱粮却未完成,过程当中言官亦可随机突袭查看,看有没有偷工减料完成的不好,检查结果亦必须登载于报上,全部公之于众。”
“朕还要令锦衣卫、东厂都暗中派人侦查监督。锦衣卫和东厂的侦查监督只针对百官,尤其是针对收税的官员、税监和御史言官,绝不针对普通百姓。他们随时向朕密报,但不得擅自缉捕,除非有朕的旨意。如此,诸位爱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条条监督性、限制性的措施出口,面对所有大臣,王战给出了明确而严密的解决办法。
王战坚决要保证家国天下面前税赋的公平、责任的公平。
在王战心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地位能高过“公平”;相应的,也没有任何两个字比“特权”更令王战痛恨。
看着侃侃而谈的皇帝,面对如此明确而严密的制约制度,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皇帝为亿万百姓追求公平的意志,刘宗周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