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曌武学的学生也被称为“幼官舍人”,都是世袭的武官子弟。
按大曌对武官的“优给”制度,凡是武官亡故、致残或老疾,而应袭舍人亦即武官的儿子又年幼、无法承袭官职履行职责时,大曌官府承担优待、抚恤、教导的责任,也就是对于忠良之后给予抚养补贴和教导。
大曌洪武三十一年规定“凡武官袭职子弟当优给者。。。。。。令其读书,俟十五岁方许袭职。。。。。。还原卫所,仍俾读书及习娴弓马,以俟比试”,清楚表明,出身为武将之子、忠良之后。
武学学生的入学年龄在隆庆年间则明确调整为十六岁以上,“如有年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气质清秀及稍知文理、谙熟骑射者即准送学,候季考定夺。”
朱鑑的奏疏《设京卫武学疏》则言“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应袭儿男及敦敏英俊幼官,趁其年少,不妨操备,选送武学,习读《历代臣鑑》等书,讲明《武经》、《孙》、《吴》等法。”
“在学幼官,有策略精通弓马娴熟者,从公礼荐赴部,会官试验,奏请任用”,“宣力握兵多出于此。”
武学入学标准为娴熟骑射、精壮俊秀、敦敏英俊。也就是既重骑射本领,也重健硕强壮、身形气质,若是个个都长得像锦衣卫大汉将军又擅骑射,那才最好。
武学学员每年招收,正统六年就收录了成国公朱勇奏准的“娴熟骑射幼官赵广等一百员”。
由规章与实行可见,武学对于忠良之后的抚养和教导,既是出于对忠良的感念,实质也是在为国家储备文武双全的人才。即照顾了忠良之后,给予养育教导,使其即使失去了父辈养育教诲也能在武学进修,学有所成,文武双全;又给予其出路,可以袭职掌兵;还可以参加武举科考、以竞争最激烈也最正规、最受人尊敬的渠道更上层楼。
这是一项于国于军都十分有利的制度,有人情味,亦有实效:国家得到军武传家的忠良之后,作为保家卫国的人才储备;忠良之后得到国家的抚育和教导,无饥寒之忧,顺利成长。
可是这国家寄予厚望的文武双全的武学人才,今日只来了两人,比纯粹的儒生还要少的多!
自己这个“天启”的名声再差,终究也是皇帝招兵。皇帝行振作之举,武学来的怎么也不应该比国子监少啊?
王战思来想去,问题应该不仅在自己身上,名声只是一小方面,最大的可能就是现今的武官子弟把自己看的低贱,把文人看的极高贵,比文人自己看的还要高,有志于武事者因此几近于无。
其实早有大臣认识到了这种危机,曾经上奏说“武学生员,争习举业,以窃科名,韬略弓马邈不相识!”
世袭的武官子弟,武学学生,不喜弓马,不习兵法韬略,只想考举人、考进士,只想做文官。
直到万历三十八年的时候,还有科臣出于国家安危的考虑,上疏奏请设立将才武科。将才武科设三场考试,第一场拳搏、击刺、马步射,第二场营阵、战车、地雷、火药,第三场兵法、天文、地理,希望能以此为国家选拔出文韬武略、天文地理俱佳、能战亦能谋的领兵将才。
可惜,最后也是“报可而未行也”——因为根本没人学、没人考。
谁也不去学兵法、练武艺,因为谁都知道,文贵武贱,就算暂时没有缺额当不上官,文举依然高贵无比,人人敬重,地位不下于县令。在朝堂上,在土木堡之变后,武举出身的更是没什么说话的机会,一切都是文臣说了算,连开国武勋的后人都没什么定策的机会。出镇边关,不管是巡抚、经略、督师还是总督,都是文臣出任,武臣,哪怕是总兵也只能听令。到了现在,哪怕是游击、参将见了七品县令也是要行跪拜礼节的。
“硬生生把国家的两条腿给废了一条,‘文贵武贱’之祸国,一至于斯!”看着自己不如预期数量的新兵,尤其是少之又少的武学学生,王战心中又恨又叹:不足便不足吧,该干的还是要干。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是自己用皇权硬调来的,而是自己投来的,无论多穷酸、多破烂,这都是最好的种子。
王战之所以不肯成建制的调动军卫官兵来接受自己的训练,就是信不着。
成堆调来的士卒,不知有多少存着混的心思,只有这些自己来投的,才是最有心气的。无论是为自己的前程还是为了家国天下,或者只是为了一口饱饭,总之,他们有目标,愿意为了这目标舍身一搏,这才是王战需要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最能接受艰苦的训练,最能接受自己的教诲,才可以作为最初的种子,才不会在将来带坏了越来越大的队伍。
大树想要长高,根子先要扎牢、扎正。
看着自己的这群穷兵,深深吸了一口气,徐徐吐出,王战收拾心中情绪,暗自发狠:今天朕就给自己定下个黄历,六月十三,诸事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