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顾宪成给叶大人和孙大人写信赞誉李三才,微臣知道。圣上后面所言之事,臣。。。。。。有所耳闻,但所知不详,陛下还请明言。”李邦华一脸无奈中夹杂着羞愧。
在李邦华看来,前面那句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那早已经朝野皆知:
万历三十八年,顾宪成给叶向高写信,称李三才“廉直”,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为李三才辩解。不知是怎么想的,也许真的是觉得举荐李三才就是国家大义、真的是为国举贤,与李三才交好的御史吴亮将这两封信登载在了朝廷邸报上,为李三才壮大声势。结果自然是满朝哗然,群情汹汹。
关键是后面的那几句话透漏出的问题:
李三才私拆自己老师和君父来往的信件,还有干预内阁首辅人选,任何一件都足以身败名裂,前面一件尤其如此,已经完全超出了以李邦华的道德水准所能承受的范畴。
若说当年大多数东林党人还能以“为了家国天下”来自我安慰、自我催眠甚至自我标榜,死咬这就是“为了家国天下”的“君子所为”,但经过刚才那一番掰开揉碎、庖丁解牛式的谈话,现在李邦华等人听到皇帝提出的问题,不由自主地按照皇帝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看待,略一思考,便已经无法以“为了家国天下”来自我安慰了,虽然他所知也确实有限。
看着李邦华等人的表情,王战心下再度微微点头:还可救药。
从李邦华的话中王战听得出,李邦华所知的信件不是自己所说的。
“李邦华,朕说的不是写给叶向高和孙丕扬的信。”
“啊?。。。。。。微臣不知圣上说的是哪封信件?”李邦华不知王战心中所知所想,跟自然地问出了口。与李邦华类似,刘宗周、袁可立等人也是满面纳罕之色。
“哦?爱卿不知道?那朕就与你细说说。。。。。。”
王战知道,彼世很多人在书上、网上论证叶向高不是东林党,只是因他是东林党廖昌期的座师,所以与东林比较亲厚而已。
王战也是不愿意偏听偏信的,非要给谁扣上阉党或东林的帽子,然而东林魁首顾宪成对李三才的赞誉:“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清晰的透漏出他们是如何操纵着朝政让叶向高坐上首辅之位的。
兰溪、四明、山阴、新建、娄江、福清,都是地名,是当时几个内阁首辅、次辅、朝廷重臣的出身之地,在此代指六个人,就像洪武太祖经常自称淮右布衣一样:新建人张位、兰溪人赵志皋、四明人沈一贯,山阴人朱赓、娄江人王锡爵、福清人叶向高。至于“漕抚”,就是管理漕运的凤阳巡抚李三才。
顾宪成的意思很清楚,在他顾宪成的眼中,兰溪人赵志皋和四明人沈一贯不过是木偶,新建人张位和山阴人朱赓宛如婴儿,根本不值一提、不足为惧。要让福清人叶向高坐上内阁首辅的位子,最要紧的是阻止娄江人王锡爵再次出山入阁秉政。而成功阻止娄江人王锡爵再度出山,全靠你李三才的“密揭”呀,这是事关江山社稷的第一功劳,“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那东林点将录中的托塔天王、“漕抚”李三才是如何通过“密揭”立的这“社稷第一功”呢?就是偷窥他老师王锡爵写给皇帝的书信“密揭”,然后把内容抄下来,告知顾宪成和东林的御史言官,共谋对策:泄露老师王锡爵信件内容,令其成为所有科道言官的众矢之的,使其不能入阁。
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已经七十三岁的王锡爵第四次婉拒万历帝,拒绝再次入朝做内阁首辅,并让家人王勉携带婉拒的书信赴京交给皇帝。私信,自然是保密的,给皇帝的私信,也算是奏疏,保密的奏疏,也被称为“密揭”。
王锡爵的家人王勉途经淮安,被管理漕运的凤阳巡抚李三才盛情邀请,一番招待下被灌得酩酊大醉,然后李三才便从王勉身上翻出了王锡爵写给万历帝的信件,私拆偷窥。在信中虽然看到了王锡爵再次拒绝入京做首辅,但李三才还是不放心——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不把与东林意见不同的人彻底打倒,不把自己人推上去占据高位、“众正盈朝”,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不放心怎么办呢?李三才便抄录全文,暗中散发给东林诸人和在南京的御史言官。可是王锡爵那封信件中的内容并不涉及任何具体政务、不涉及任何原则问题:万历帝很苦恼于言官没完没了的奏章,写信给王锡爵请教该怎么办,王锡爵则在回信中教万历帝以“听鸟叫”的心情别当回事,“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皇帝您别当回事、别生气,就当听鸟叫了。而观王锡爵以往人品和所为,让皇帝别当回事,未必不是也想保护言官,毕竟皇帝如果真当回事,言官还有好果子吃吗?用“禽鸟之音”这种语言,顺着皇帝骂一句,未必不是为了捋顺抚平皇帝的心情。
这怎么利用?
普通人也许会觉得没什么可利用的,但这难不倒李三才等人。他们都明白,对于当世以打嘴仗为生、以给皇帝添堵为荣、为成名捷径的御史言官来说,“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这样的内容便足够了,虽然不涉及任何具体政务、不涉及任何原则问题,但仅仅这句话被他们得知就够了:这还得了?居然敢说我们是禽鸟?
李三才、顾宪成料定御史言官们必然大肆攻击,何况还有许多御史和给事中本就是东林的人。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李三才、顾宪成所料,信件中“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不以入耳”这句话激怒了一众言官,使得王锡爵遭到御史言官的大肆攻讦,彻底丧失入京入阁当首辅的可能:
九月,待王锡爵给皇帝的信件抵京、事情坐实后,东林的行动开始了——众多的御史、给事中大肆弹劾还在家中的王锡爵“密揭擅权、交通乱政”,弹劾在朝为首辅的内阁大学士朱赓“借主威以泄怒”,弹劾在朝为次辅的内阁大学士李廷机“狠毒放肆,无人臣礼”。有的人还假借天象要求皇帝“清政府以调元气,征众正以亨阳德;屏邪佞以廓氛祲,肃军政以防不测”,暗戳戳的影射皇帝应该罢免朝中“奸佞”,请在野的“众正”还朝。
其中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最直接而激烈,以灾变为由,要求罢免首辅朱赓、兵部尚书萧大亨、左副都御史詹沂,企图将内阁首辅、兵部尚书、言路大佬一网打尽,全部赶出朝堂,除此之外他还要求皇帝下旨申斥吏部尚书赵世卿。
这些弹劾当中最有意思、最典型的就是这王元翰对赵世卿态度的转变。
在“密揭”事件之前有一次朝廷会推——所谓会推,就是不由皇帝指定,而是由朝中大臣们推举入阁为首辅或次辅的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