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往日里自诩为浊世清流、世道良心的君子们,既震惊于皇帝的一真见血,也震惊于皇帝所描绘的百姓之恨、偕亡之景。
平时当然没人想这些,可是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因果清晰的论辩重击下,现在群臣脑海中的思绪已经不由自主的顺着皇帝的言语思路向前想下去,悚然而惊,想象出来的图景,带来一股深重的寒意。
并未等大臣们说话,王战自己接着说:“为赶走鞑虏,华夏百姓浴血奋战,牺牲巨大,至大曌国朝初立,人口大为减少。洪武太祖年间,人口比现在少的多,但岁入却近三千五百万石,成祖之时更胜太祖,每年民间和军屯的田赋加起来有四千一百多万石,现在才有多少?天下太平二百多年,人口繁衍的更多,翻上三五倍应是平常,种田的劳力、开垦的荒地只会更多,商业也更为兴盛,各类赋税也应该随之增加。可到了现在,赋税收入却比国初损失近三成,与成祖时相比更是减少近半,一年更比一年少,我大曌是病入膏肓、一年不如一年了吗?真是笑话!”
至此,作为皇帝,言辞语气已经称得上是疾言厉色。
其实王战这还没有细说。记忆表明,彼此两世财政收入皆在皇朝前期达到巅峰,成祖永乐十三年,民间正税田赋近三千一百万石,近百万顷军屯田赋一千余万石,仅仅民田田赋和军屯两项加起来就有四千一百多万石。另外还有,刨去千里转运的巨量损耗,开中法还令商人在边镇大兴商屯,使边镇得到了几百万石粮食和以万匹马为单位计算的互市茶税收入,粮饷与战马皆充足。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漆、胶、布、帛之类的实物收入。
即便是没有细说,群臣也已经是震惊不已。他们从未想到皇帝会对朝廷的税赋之数掌握到如此程度,尤其是眼前年不过二十二岁的木匠皇帝。
“为何如此?就是诸位爱卿口中的基石、栋梁们,用接受诡寄投献、瞒田隐户、偷逃田赋商税这些即无德又枉法的手段,把至少七八成本应属于朝廷的税赋装进自己的口袋,再用转嫁田赋的手段逼着最老实的老百姓替他们承担税赋,将大曌最老实的老百姓置于饥寒交迫之境地。这些基石、栋梁们如蛀虫一般蛀蚀不止,直到把大曌这颗参天大树蛀空,蛀成一颗朽木,稍有风雨便会轰然倒下。”
参天大树、朽木、蛀虫这些词语灌入耳中,群臣的感觉已经无法言表。
“张居正清丈田亩之前,我大曌在册的田亩是多少?谁能告诉朕?”
王战就那么盯着群臣,一个接一个问题的问。
群臣鸦雀无声,殿中安静的令人气闷。
“没人知道?那就由朕来告诉你们,张居正清丈之前是不到四百七十万顷,清丈之后是七百零一万四千顷,相差二百三十三万顷。相差大曌全部耕地的三成。这些田亩是被谁隐匿了?是穷家小户还是读了圣贤书的高官显贵、士子乡绅?而且朕可以明确告诉你们,这些田亩数字,只少不多。”
为怕记忆不符现实,王战特意查过了,此世此时的耕地数量就是这个数字。
殿上当然不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数字,起码户部那些人就知道,但在王战的目光下仍然是一片死寂。
事实上,王战选择的数字确实是下限。
王战读书时看到过另一种说法,说此时的耕地数量达到了一千二百二十五万顷。此时一顷是一百亩,一亩的面积也接近后世的一亩,按此计算就是差不多十二亿亩耕地。
结合后世的耕地红线、现在大曌的国土面积、开垦水平、气候状况,尤其是山海关外东北奴儿干都司广大未开垦土地的现实,王战还是选择采信张居正七百零一万四千顷和之前洪武太祖的八百五十万顷这两个数字。至于为什么现在选了最小的数字说,是王战觉得结合气候现实,这个数字可取一些:现在这个干旱的气候情况下,按这个数字收取田赋,不会对农民和县令造成过重的负担。
相反,如果真按八百五十万顷或十二亿亩考虑,将来县令和农民很可能面临地少而赋重、甚至是无地却有赋的窘迫局面。
但即使是这个底线数字,如果田赋都能按田亩收上来,亦足以支撑王战的宏图,为华夏提供充足的动力。
面对皇帝提供的具体事实,众臣如同被雷劈了一记又一记,近乎空白的大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皇上要做的事恐怕无人能阻止了。
他们方才就猜到了,皇帝是要按田取赋,凡有田者皆纳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