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着同样的大碗,嚼着一锅出的五花肉,看着麾下众新兵的神情,王战心下也是感慨万端:大曌绝大多数百姓,过得太苦了。
万历年间,中前期的时候,一石米不过五钱银子,有时还要低一些。而现在,大曌一石米平平常常要一两银子,还不是全年如此,青黄不接时粮价二两三两已是正常。
青黄不接时,农民只要一家人还没到饿死的程度,就尽量忍着饥饿硬挺,勒紧裤带,争取捱到庄稼成熟。因为如果捱不过去借了债,那就完了,要不了几年,房宅田亩都是债主的。只因那债都是高利贷,利滚利,民间名叫“印子钱”,俗称“长腿的钱”——不停地以跑步的速度在增长债务,农民在土里刨出的那点收成,永远还不清。
青黄不接时如此,每逢灾年,更是士绅富户快速致富发大财的时候。
“一条鞭法”实行以后,大曌的夏税秋粮多改为征收银两,农民需要把粮换成银子交税。
而开米铺粮行的士绅富户聪明无比。
粮食收获,农民卖粮换银子交税的时候,米铺粮行的士绅富户拼命压价,以极低的价格收进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家中口粮已尽,他们又翻倍地涨价,一出一进,赚的盆满钵满。
荒年减产之时,一石米涨到四两八两,旱蝗灾年八两十两甚至二十两银子还有价无市。
这些米铺粮行为了维持高价还经常联合闭粜,饥饿销售。此时农民要么卖儿卖女,要么卖房卖地,儿女往往还没有一石米值钱。故而饥民遍地之时,就是士绅富户之家田亩奴婢大增暴富之时。
任何皇朝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大曌朝廷也本有打击囤积居奇、平抑粮价之法。然而皇朝末期,几乎无官不贪,更何况这些官员只读四书五经,只会吟风弄月,本就没有什么做实事的行政能力,一切但凭吏员糊弄,纵使有良知之辈有心,亦是无力。
更加之官商勾结甚深,许多官员的家族就是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放债者,怎会对自家下手?
便是寒门士子,一朝中举,也立刻有小民携地契投献以躲避赋税,寒门迅速的成为地主。来投军的这些读书人副小旗没有一个是举人就可见一斑。
所以普通百姓,此时都是艰难求存,稍有天灾人祸,很容易失去土地、卖身为奴,再严重些就是家破人亡。不甘心就死的,便只有揭竿而起。
大曌一石米约为一百五十三曌斤,没有肉食、水果辅助的情况下,饱足虽还差点,但一家五口活命一月是绝对没问题的。
此时王战给新兵吃的这么好,每月还有实实在在的一石米,再加一两银子,将来立功升官还会更好,一家人再也没有饿死的危险,对他们来说,确确实实是想也想不到的天大恩典砸在了自己头上。大口扒饭的时候,个个心里已经拿定主意:咬紧牙关,只要没累死,就豁出命去练,就当这条命卖给皇上了。
王战也没料到,一顿有肉的午饭,吃的众人面目奇异、表情丰富,军心士气大涨,忠义之心大盛。
其实王战给的军饷与最精锐的战兵、家丁比不算最高,充其量是相仿。但比绝大多数的工匠、军卒和锦衣卫确实高多了:
史书上,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在天启七年十一月份核查京军粮饷,曾经写过一份奏疏,里面说得很清楚,“锦衣卫官于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人,逆珰增补,现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文思院工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余石”。
从奏疏中增加的人数和多支出的饷米就可以算出,普通工匠每月工食银不过九斗八升、勉强算是一石,锦衣卫每月月饷不过一石两斗。如此粮饷,就算是每月都能足额拿到手,也不过是勉强让一家人吃饱,吃好和穿暖就不要想了,肉星都沾不着。
另有记载,卫所军士军饷月粮,“马军月支给米两石,步军总旗月支给米一石五斗,小旗月支给米一石两斗,军士月支给米一石。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两斤,无家口者一斤。月粮可折银,米一石折银一两”,且“守城者如数给,屯田者半数给”。照此对比,此时王战宣布给普通军卒的月饷相当于原来的两倍,如此一来,家人吃饱之余还能穿暖,还能吃得略好一些,隔三差五一家人能见些荤腥、打打牙祭,眼前实实在在的肉块又吃到了嘴里,满嘴流油,士气哪能不高?
“豁出命去练,俺就不信练不好,说啥也不能给扣掉一两肉。”吃着晚饭的时候,一个嘴角流着油的流民新兵坐在那里咬牙切齿的咕哝着。
“还有五钱银子。五钱银子,够家里活半个月了,可不能给扣了!”挨着坐的一个矮壮青年新兵回应着,“家里老娘和两个妹子就指着俺了。”
这样的对话,不止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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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哎,看看,那几个是干啥去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