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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第2页）

“让我想想看——你是哪儿出生的，伊登先生？”小记者装出全神贯注、静候回答的表情问。

“他不做摘记，”勃力森登说。“他什么都记得住。”

“我这样子就成。”小记者拚命装出不着急的样子。“够资格的记者都不用做摘记。”

“拿昨天晚上来说——这样做的确成。”然而勃力森登不是个寂静派的信徒，他突然换了一副态度。“马丁，要是你不揍他，我可要亲自动手啦，即使过后马上倒毙在地板上，也顾不得了。”

“打顿屁股行吗？”马丁问。

勃力森登郑重其事地考虑了一下，点点头。

一眨眼工夫，马丁坐在床沿上，小记者脸朝下地伏在他膝盖上了。

“得，别咬人，”马丁警告他说，“否则我就只好揍你的脸。那会多可惜啊，脸生得这么俊。”

他那只高高举起的手打下来，接着，又快又有节奏地一起一落，打个不停。小记者挣扎，咒骂，身子扭呀扭的，可是没有想咬人。勃力森登脸色庄重地望着，可是有一回，他沉不住气了，一把抓起威士忌瓶，恳求道：“来，让我也打他一下。”

“可惜我的手不能使啦，”马丁终于住了手说。“手都打麻了。”

他把小记者扶起身来，叫他坐在床沿上。

“你打了我，我不叫你给逮去才怪，”他号叫起来，孩子般使着性子，泪水从涨红的脸颊上滚下来。“我不叫你吃点苦头才怪。你等着瞧吧。”

“这个标致哥儿，”马丁说。“他还不知道自己走上了下坡路呢。像他那样造别人的谣言，真是不老实，不光明正大，不像大丈夫的行为，可是他自己还不明白。”

“他得由我们来跟他说呢，”勃力森登乘对方停顿的当儿，插嘴说。

“是啊，我受到了他的恶意中伤，倒还要我来跟他说。这一来，食品店一定不会让我再赊账了。最糟糕的是，这可怜的孩子会一直这么干下去，愈来愈堕落，成为一个头等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头等的无赖。”

“可是还来得及呢，”勃力森登说。“谁说得准，也许你这卑贱的人会成为拯救他的工具呢。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打他一下？我巴不得插一手哪。”

“我不叫你们俩全给逮去才怪，你们这批大——大——大恶棍，”这个误入歧途的人抽抽搭搭地说。

“不成，他的嘴生得太标致、太娇嫩了。”马丁装出悲哀的样子，摇摇头。“我看哪，我白白地把手打麻了。这小伙子改不过来了。他早晚会成为一个十分伟大而有成就的新闻记者。他没有良心。单凭这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个大伟人。”

听了这句话，小记者溜出门去，一直胆战心惊，生怕勃力森登会把那只还握在手里的酒瓶，朝他背上扔过来。

第二天早上，马丁从报上又看到了不少关于自己的事，那是他自己全不知道的。“我们是社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看见有一栏访问记中写着，据说他这样说过。“不，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记者当时对他指出，这两派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马丁耸耸肩，默认了。访问记中描写，他的脸两边生得不对称，还有不少别的蜕化堕落的征象。特别触眼的是，他那双打手型的手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冒出的凶光。

他在报上还看到：他自己每天晚上在市政厅公园里对工人们演讲，在所有在那边煽动人们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煽动家当中，他吸引的听众最多，发表的言论也最激烈。这个小记者把下列的景象大事渲染了一番：他那间破败的小屋子，屋子里那只火油炉和仅有的那把椅子，还有那个跟他做伴的骷髅般的浪人，那副模样活像在什么堡垒的地牢里单独监禁了二十年，刚被释放出来似的。

这个小记者着实费了些力气。他四处奔走了一番，打听到马丁的家世，还弄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希金波森零售店，伯纳德·希金波森本人就站在店门口。报道中说，这位先生是个聪明、高尚的生意人，他受不了他小舅子的那套社会主义见解，也受不了这个小舅子本人，报道中还引了他的话，说这个小舅子是个懒惰成性的窝囊废，给他工作做，他也不要，他早晚会关进监牢的。玛丽安的丈夫，赫尔曼·冯·施米特也同样被访问过。他把马丁称做家里的败家精，说跟他已经断绝了关系。“他想揩我的油，可是我马上干脆跟他一刀两断，”冯·施米特对记者这样说过。“他懂得好歹，就此不上这儿来鬼混了。相信我的话，不肯做事的人是坏角子。”

这一回，马丁真的冒火了。勃力森登把这桩事当作一个精彩的玩笑看待，可是他安慰不了马丁，因为马丁明白，要跟罗丝解释清楚不会是桩容易的事。至于她的父亲，马丁明白，这回发生的事一定会叫他乐不可支，他还一定会充分利用它来解除他们的婚约。没有隔多久，马丁就发现了他到底利用到什么程度。那天下午邮差送来一封罗丝写来的信。马丁拆信的时候，知道兆头不妙，就站在刚才开了门从邮差手里拿到信的地方，看起信来。他一边看，一边不知不觉地把手伸进口袋，去掏他过去抽香烟的日子里带在身边的烟草和棕色薄纸。他不知道口袋里什么也没有，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伸手去掏这两种做纸烟的东西。

信写得没有热情。信上也没有愤慨的口气。可是从第一句到末一句，通篇带着痛心、失望的调子。她原以为他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来。她原以为他已经克服了年轻时期的那股莽撞劲儿，以为自己对他的爱情，值得叫他认真地过正派的生活。如今她的父母可采取了坚决的态度，一定要解除婚约了。她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理由这样做。他们俩的关系绝对不会美满。它一开头就是不幸的。可是她在全信中道出了一桩憾事，马丁认为，这是桩沉痛的憾事。“如果你早肯安心担任什么职位，努力做一番事业，那就好啦，”她写道。“可是结果并不如此。你过去的生活太放纵、太不正规了。我明白这不能怪你。你只可能凭你自己的性格和你早年的教养行动。所以我也不怪你，马丁。请记住这一点。这桩事只是做错了。父亲和母亲曾断言过，我们俩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说起来我们俩都应该高兴，因为发觉得还不算太晚。”……“不必再来找我了，”她在信结尾的地方写道。“再会面的话，徒然会叫我们俩不快，也会叫我母亲不快。我觉得，就照眼前的情形来说，我已经给了她老人家极大的痛苦和烦恼。我得过好久，才能弥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