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亮坐第一趟班车出山,到古城后匆匆换乘长途汽车,下午四点多才到老家县城,堪堪赶上最后一趟发往乡镇的公交车。
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天黑的时候,终于到达了家乡所在的乡镇。
镇子离家还有三公里,这段路只能摸黑步行了。
当我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气喘吁吁叩响自家门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因为有我这个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所以我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比较好的。
父母都是五十出头,身体很硬朗。
老两口照料着几亩责任田,家里有小菜园,养着几只鸡,每年还会喂了一头大肥猪,吃喝什么的都不用花钱买,日子过得挺宽松的。
我只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嫁出去好几年了。在我的资助下,姐姐和姐夫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小家庭的生活挺滋润。
每次回家,父母都要对我唠叨,说他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是当年不理睬我的强烈反对,强行中断了我的学业,让我去几百里地外的煤矿上班,当上了公家人,端上了铁饭碗。
父母经常说,你学习好有什么用,能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大学毕业了还不是要上班挣工资,未必比你现在过得好。
初中毕业就上班,多挣了六七年工资不说,还省去了上高中上大学的花费,一里一外,怎么算都合适,都是占便宜的事。
父母说的没错,我承认他们十几年前的决定,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可是我始终有心结,一直耿耿于怀。
父母确实是为了我的未来考虑,可他们没有想过,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在远离父母,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以单薄瘦弱的身躯,每天干着超过自己体力极限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和心境。
病了伤了,受委屈了,不高兴了,想爸爸妈妈姐姐了,无处倾诉,无人可言。
累了乏了,冷了热了,不会有人关心问候,也没有人提醒你增减身上的衣服。
我和卫大宝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感情,就是在那种环境里,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虽然救过他半条命,但那不是主要原因。
父母没下过井,不知道煤矿井下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每天都要穿着酸臭难忍,污秽不堪的工作服,在阴暗潮湿,危机四伏的千米井下,要咬紧牙关坚持七八个小时。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参加工作最初的两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最让我不能释怀的还不是这些。
在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自己一定要考个好大学,毕业后要当大学老师。
我喜欢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业,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学生们喜欢的老师。
初中毕业证还没拿到手,就被父母逼着当了煤矿工人,谈吐不凡,温尔文雅的大学老师梦,刚刚萌生就被掐掉了。
没有参加过高考,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是我此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第二天起床后,妈妈替我准备好了礼物,催我去村头的婶婶家。
我能在不满十六岁的时候参加工作,缘于一场意外,这个意外和母亲嘴里的婶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