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突然拿出一笔巨款捐个官,再突然上个疏说有矿,事情一顺,这背后之人的打算自然是浮出水面了。
开矿是好事,万历如何会不批,当下降旨,要宫中承运库太监陈增携带程受义,一同赴山东开矿。
陈增,万历九年入宫,其时拜的就是张诚名下。
因为知道程守义的后台,所以陈增对程守义极其巴结,明面上山东矿监是他,暗地里却是程守义主导一切。而程守义的身后,却是拖着一条北京的线。
陈增和程守义去的就是山东益都县。原以为奉旨开矿,地方必给方便,不想益都县令却看不起陈增这个太监,不屑与之交往。程守义大怒,暗地叫陈增强行开矿,于是陈增募了千余人上山凿矿,程守义亲自监工。
此举令得益地士绅都是不满,因为这矿监一到,益都的矿利便不再属于他们,自是群情激愤。再者,他们打听到背后之人是程守义,而这程守义从前不过是个白丁,沿街叫卖的货郎,现如今却仗着太监的势欺到他们头上,如何能忍得。
自来乡贤者,哪个肯叫个泥腿子盖了去!
于是士绅们群起至县衙告状,益都知县为了风评,不敢不从,上疏弹劾陈增贪横虐民,要求撤回矿监税使。程守义知道后,也叫陈增上疏,揭发县令和乡绅阻挠矿务,破坏矿山,且任职期间贪赃过万。
两方的奏疏是同时到的北京,不同的是,益都知道那边同时还有山东巡按和山东巡抚的联名奏疏,山东地方官员一致要求皇帝立即罢免矿监,撤回矿使。
这官司,眼下就落在叶向高手里。
叶向高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前不久因为湖广和云南发生的商户暴动,矿监税使被害之事,引得皇帝以绝食相抗议。所以,叶阁老想过段时间再说,免得皇帝一时想不开,又要来逼迫他。
况且,他现在也是有求于皇帝的。
这个“求”便是阁臣增补的事。另外,还有一桩事,叶向高也很是头疼,那就是科道弹劾李成梁勾结建州造反的事。
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心敏锐的叶向高却从中瞅出一丝隐线,一丝对东林极其危险的信号。
矿监税使是十多年前的旧政,当时东林党还未上台,因而归咎不到东林头上。但眼下当政的是他东林党,所以若是处置不当,令得皇帝不能再忍下去,势难说会不会归咎于他这独辅叶向高。
叶向高自忖他若下台,李三才又未能入阁,东林党这十年蒸蒸日上的势头肯定会遭到打击。若是入阁之人为三党之人,那恐怕又是如沈一贯当政时的东林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了。
而李成梁这件事,牵扯的又是他东林党对边事的政策。历来,东林党都不主张将国力和精力过于用在边事上面,对边事以求稳求妥求无事为主,一反早些年动不动就调动大军发动战争的国策。能拉拢的就绝不往外退,能安抚的就绝不逼反,能用钱解决的就绝不用刀解决,能用官位摆平的就绝不用所谓大义压人。
之所以如此,却是三大征以来,国库的确为此耗尽历年库藏。国家无钱,若有边事,大军一动,就是万千钱粮。钱粮从何而来?
以当今天子的精明性格,断然不会开征什么农税以弥补国库不足,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折腾嚣张了。
真要动了大军,皇帝的眼睛会盯在何处,东林上下心知肚明。还不是与民争利么。
他们代表的就是民之利,自是不能容皇帝与民争利。但有些话又不好放到台面上讲,总不能对皇帝说你穷一点不要紧,只要我们富就行。国退民进,不是什么体面事。
因而,如黄老般的无为之治,最是适合东林需求。国家无事,自是不需多少钱粮运转。皇帝老实呆在宫里,自是没地方折腾。朝廷大小事务,都由臣子们替你解决,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叶向高是贫民子弟出身,但不表示他这位独辅就是穷人了。自他考中科举那一天,他就不再是贫民了。自他为东林魁首那日起,他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叶向高,而是身后的数万东林党人了。
没有东林党的鼎力支持,没有顾宪成、李三才他们的大力帮助,也不会有今日的福清相公。
所以,于公于私,叶向高都不能让李成梁失势。李成梁在一日,辽东就平安一日。辽东平安一日,国家就无事一日。国家无事,自是不必有什么钱粮。
矿监税使折腾的再厉害,相对于大军出动而言,总是九牛一毛。这账,叶向高算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