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说,我不会。现在情况特殊,天葬师都找不到了,无法实施正规的天葬,我可以通过解剖,达到和天葬同样的效果。我已经和病人的家属商量好了,由我安葬他们逝去的亲人,尽量达到天葬的效果,他们同意了。
我们战战兢兢地说,什么时间?
老医生一字千钧,说,明天。你们除了可以看到坐骨神经和眼球的构造,还可以看到真正的恶性肿瘤。
那一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不安宁,总像有一双铺天盖地的灰色翅膀,毛茸茸地抚摸着我们的头顶。
早上起来,小如穿上高筒毡靴,戴着口罩,佩着风镜,从头武装到脚。河莲笑她,你这是上解剖课,还是去疫区作战?
小如说,这样,我的胆子就会大一些。
死者是一个牧羊人,得的病是肝癌。病故后,家属本着对解放军的高度信任,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3,由医生安排。家中活着的人,就赶着羊群向远方走去。老医生拿出一副担架,对我们说,把尸体抬到上面去。
我们七手八脚行动起来。逝者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瘦骨嶙峋。我们把他从太平间请出来,安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进解放牌大卡车车厢。
司机也是第一次执行这种奇特任务,说,开哪儿去?
老医生说,很简单,开到最高的山上去。
司机说,那可办不到。咱们这里最高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爬上去的人都是登山英雄,汽车绝对上不了。
老医生说,我的意思,是把车开到附近公路能够到达的最高海拔。
司机说,明白了。反正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汽车不能走的地方,我就停下来。
担架蒙着白单子,很圣洁的样子。解放车车厢里的地方不算小,但中央摆了一副担架,剩下的地方也就不很宽敞了。我们拼命想离担架远一些,挤到大厢四角。但甭管怎么躲,与死人的距离也超不过两尺。我昨天还给这汉子化验过血,和他说着话,此刻他却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不会呼吸。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他像一段木头,在白单子底下自由滚动。
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盘旋,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司机把车停下来说,四个轮子没办法了,剩下的路就靠你们的两个轮子了。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们把担架抬下来,望着白云缭绕的山顶发愁。老医生说,两个人一组,共需四个人,你们还剩一人做替补,谁累了就换一下。我在前面做向导。好了,现在报名,你抬前架还是后架?
看着平放在地上的担架,我想想说,我抬后面吧。
这实在是利己的想法。想想吧,如果抬前架,一个死人头颅就在你身后不到半尺的地方,沉默地跟随着你,是不是有寒毛奓起的感觉?在后面虽然离死人的距离是一样的,但你的目光可以随时观察他的动作,心里毕竟安宁多了。
小如赶紧说,我和小毕在一起。
河莲勇敢,痛快地说,我抬前面。
还剩下小鹿和果平。果平说,小鹿你就当后备队吧,我和河莲并肩战斗。
分工已毕,小小的队伍开始向山头挺进。老医生走在最前面,负有重大使命,须决定哪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
在高海拔的地方,徒步行走都很吃力,更甭说抬着担架。幸好病人极瘦,我们攀登时费力稍轻。我们艰难地高擎担架,在交错的山岩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因为每一次的颠簸,隔着被单颤动不止。坚硬的指甲像啄木鸟的长嘴,不时敲着我和小如的面颊。小如拼命躲闪,连累得担架也歪了,病人的身体发生倾斜,她那个方向被啄得更多。倒是我这边听天由命,比较从容。
我们不敢有片刻的大意,紧盯着前面人的步伐。河莲和果平往东我也往东,她们往西我也往西。若是配合不默契,一失手,肝癌牧羊人就会从担架上滑下来,稳稳坐在我和小如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河莲仰头望望说,我的天!再这样爬下去,你们干脆把我就地给天葬了算了。
果平也说,真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换换位置哦。
小鹿说,我替换你们。
小如说,你也不是三头六臂,能把我们都换了吗?
我身为班长,在关键时刻得为民请命。抑制着喉头血的腥甜,对走在前头的老医生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
老医生沉着地说,你太看不起这些翱翔的喜马拉雅鹰了。鹰眼会在十公里以外,把死人和活人像白天和黑夜一般截然分开。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