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努尔哈赤从佛阿拉城迁都到赫图阿拉。这是他从11岁离家后,第一次以一个王者的身份重归故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停止向明廷进贡。明封闭互市二年,使女真大量马匹无处可买,殃及人参也卖不出去,烂掉三十余万斤。为应对明廷封锁,努尔哈赤苦心研究出晒干法,使人参得以保存,价格倍增。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建州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对外扩张的同时,努尔哈赤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188]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33]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努尔哈赤为建国做准备的最后一年。他最后一次派使臣赴京朝拜,表示对明廷的忠诚,并把孔子请到辽东,兴建佛寺、道观、文庙等七大庙宇,三年后全部竣工。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9]群臣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190]自尊为天命皇帝。帝业由清太祖开创,所以清史中尊努尔哈赤为开国皇帝。[273]后金国是满族先人继创建渤海国、金国之后建立的第三个地方自治政权。[281]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伐明。[191]天命四年(1619年),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号称47万大军,向辽东发起进攻,兵分四路进军。[192]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带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193]自此,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开始瓦解。又灭亡叶赫,至此海西女真被统一。[194]
八旗之镶黄旗
努尔哈赤建国时,东海“野人”还有一些部落未被征服。天命二年(1617年),努尔哈赤派兵四百,收抚沿海及海岛诸部。天命三年(1618年),虎尔哈部首领率部众一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厚予赏赐。未降各部相继来附。各部俘降人户,均被编入八旗。投附的部落,仍居原地,向后金纳贡。《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四年(1619年)的情形说:“从明国以东到海滨,朝鲜以北,蒙古以南,操女真语的诸国(部),在那年都平定了。”(《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三)努尔哈赤征服女真诸部,得以全力来攻打明朝。[267]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后连下开原、铁岭。[33]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195]几年间席卷辽东七十余城。[35]同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命七年(1622年),夺取辽西重镇广宁。[36]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196]天命十年(1625年)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37]。1626年1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城不下,转攻觉华岛并破之[285];同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军征蒙古内喀尔喀五部[286]。7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后病逝,终年68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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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清
主词条:皇太极新政、后金攻察哈尔蒙古之战、丙子之役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建元“天聪”,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33]
对内,皇太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198]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208]汉民由农奴恢复为民户,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从而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逐渐得到缓和、安定。一改其父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205-207]使汗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202]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212-213]
清太宗皇太极
对外,皇太极兴兵攻打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199]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38][200]皇太极也继续实行攻打明朝的政策。天聪三年(1629年)至次年,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施反间计除掉了明蓟辽督师袁崇焕。林丹汗是后金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后金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201][204]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玉玺归降后金。[203]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211]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崇德元年(1636年)5月,皇太极称帝且改国号“金”为“大清”,[11]改年号为“崇德”,[39]尊为“宽温仁圣皇帝”。[210]同年,派兵攻打朝鲜。崇德二年(1637年),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盛京(沈阳)为人质,朝鲜正式臣服清朝。[33]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早在天聪八年(1634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后金。崇德四年(1639年),清朝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崇德六年(1641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索伦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朝统治。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崇德三年(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朝的藩部。[268]自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起,发动了松锦之战。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209]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死,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其叔多尔衮摄政。[40]
沈阳故宫大政殿
统一全国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41]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多尔衮指挥八旗兵,以吴三桂为前导,兼程入关。在山海关之战中击败大顺军,[218]李自成退出京师。[219]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220]多尔衮奏请福临迁都京师。[221]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顺治帝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222]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40][223]此举标志着清王朝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清朝定都北京后,南下剿灭农民军。与此同时,南方的明朝遗臣相继拥立朱氏皇族建立政权,史称南明[42]。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43]削平群雄、统一中国成为清朝统治者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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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关城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214]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接着清军立刻南下江南,攻灭南明弘光政权。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215]五月十六日进入南京,[224]于芜湖擒获弘光帝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216]弘光政权被消灭后,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浙、闽。[226]朱以海逃亡海上,鲁王政权亡。操纵隆武政权的郑芝龙秘密降清。隆武帝朱聿键逃往江西汀州,清军俘杀朱聿键,隆武政权亡,福建平定。[227]
当清军占领北京,开始向大顺军进攻时,张献忠于当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控制四川。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击败汉中农民军,[225]于十一月入川。后张献忠被杀。接着,清军分兵出击,连破大西军营130余处,杀伤数万人,占领四川,大西政权亡。[228]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转入云、贵地区继续抗清。同时,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明抗清。[44]1652年,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投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贵州、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1659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昆明,[217]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彻底灭亡。[43]
清廷稳定之后,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去世,[230]顺治帝提前亲政。[231]为加强皇权,顺治帝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229]
多尔衮
步入盛世
1661年,康熙帝玄烨即位。康熙初年,由满族的四位大臣辅政。[154]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擒拿擅权的大臣鳌拜,亲理朝政。[155]因为三藩割据严重影响国家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45][141-142]最终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143]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台湾纳入版图又被提上日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随后明郑纳土归降。[140]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与大陆归为一统。[139]
康熙帝玄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清军击败盘踞雅克萨的俄军,遏制了沙俄侵略的野心。1689年,清朝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47]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的领土。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三次亲征漠北。[148]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破噶尔丹,噶尔丹败归科布多,伺机而动。[149]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尔喀与内蒙古的王公们会聚于多伦诺尔,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三部归顺清朝。[152]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亲征,[150]昭莫多之战,清军击溃噶尔丹主力军队,噶尔丹兵败流窜。[151]康熙时期,清朝将喀尔喀蒙古并入版图,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奠定基础。
康熙帝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144]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145]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皇权。而且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康熙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47]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46]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146]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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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归朝图(局部)
康熙时期,康熙帝重视笼络汉人。康熙帝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康熙帝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并去江宁祭拜明太祖孝陵,亲临曲阜拜谒孔庙。[153]康熙帝还大兴文治,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数理精蕴》《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至18世纪中叶,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承前启后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1722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登基。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48]为此雍正帝训谕各级文武官员,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172]雍正朝进行一系列政策,继续强化专制主义君主权力。完善密折制度,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密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雍正帝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奏笔录。[179]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180]
清世宗雍正帝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173-174]雍正帝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取得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175]为此清朝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中俄中段边界。[176]1729年,雍正帝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两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177]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8]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49]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农业生产,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181]之后,人口急剧增长。雍正帝废除了贱籍,于1723年四月发出第一道“开豁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出贱为良。
“勤政亲贤”殿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雍正帝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全盛极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