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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章 辽（第9页）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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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面官

辽南京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如《辽史》所言：“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21]

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二是特殊行政区域“属国”，即太祖攻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设官命职“一用汉法”，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渤海人担任。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仍实行州县体制，州设刺史或节度使，县设县令。[121]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四时捺钵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建制。“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93]此类州的设置原则、职官铨选、税收等均与其它州有别。辽代“头下州”与“头下军州”的设立还是有一定原则的，而且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外，“头下军州”也集中见于辽代上京道。作为统治中心，辽朝中期以后上京地位才逐步略逊于中京。有建州资格的为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皆为首领或贵族阶层。私奴、媵臣则属于其家兵、部曲之类。既然“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种部曲的地位决非一般俘虏可比。有了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头下军州在地方级行政建制中的特殊地位就很清楚了。其官制系统，应当存在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由“本主部曲”构成的刺史以下的职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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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头下军州节度使的设官情况。主管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以下，在徽州条中提到“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这里面含有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之意，与其它记载相同。而“府署”，似可理解为“本主部曲”。刺史级头下州的设官，“刺史”是沿用传统官称，又根据辽代头下州的具体需求而设的。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节度使级州城中的刺史，还是刺史级州城的主管官，“皆以本主部曲充”。当然，此类州的州主多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自行任命节度使以下的官员也不会受到皇帝过分的责怪。[92]

宫帐制度

斡鲁朵制度，即宫帐制度。“斡鲁朵”始见于突厥文碑铭（注：译文中将斡鲁朵统译为“宫”）[94]，而在古代史籍中相对完整的记录，则只有《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皇帝“居有营卫，谓之斡鲁朵”。它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属于游牧社会习惯法的范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君主专制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就已经存在于契丹社会。帐制，在契丹生活中与部族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如《营卫志》“部族目”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氏族为单元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95]

有辽一代，每位辽帝皆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后、宗室和大臣中仅应天、承天两位皇太后各建一宫，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有一宫，韩德让“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可视为一宫。这些斡鲁朵的所有者，或为辽帝，或为执政太后，或为亲王，或为位极人臣之大丞相。其所居之斡鲁朵，“可以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97]这种特权，决定了在辽朝社会生活中斡鲁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很多辽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察割之乱”“重元之乱”等皆发生于斡鲁朵内。斡鲁朵是一支由辽帝亲自支配的军事力量。由隶宫部族人户组成的宫分军是辽帝维持统治重要的军事支撑。辽中后期在对邻国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宫分军又是宿卫辽朝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隶宫提辖司人户是辽朝汉军的重要来源，以“家丁”的形式配合宫分军作战。[98]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96]

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军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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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

辽代武士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军种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31]。“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志》）。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志》）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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