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遂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2]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135],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134]
隋炀帝营建的洛阳城,是为洛阳宫城(紫微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都城分郭城、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洛阳宫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棋盘状里坊布局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34]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该城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前后沿用500多年。[57]
兴建运河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平定南朝陈期间,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陈后,隋廷为了提防之旧有势力及将江南的粮食运送到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124-125]
隋朝大运河-南运河
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开通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等城市。同年又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经吴州(今江苏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隋炀帝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北伐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608年,发河北地区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北京),完成运河北段。[126]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124]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直达涿州。普通民船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128]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析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127]
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又以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为四个组成部分,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加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35][155]隋朝时洛阳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调迁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洛阳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上。[136]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而且他的目的不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功不抵罪。[146]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36]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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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驰道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38]
修筑长城
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39][40]
外国来朝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万国博览会”,[41]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炀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评价:“隋氏之盛,极于此矣。”[42][43]
危机四伏
参见:隋末民变、瓦岗寨起义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刚愎自用,不体恤下情,这些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了破坏,激化了社会矛盾。徭役繁重,刑法残酷,以及穷兵黩武、纷繁的对外战争,例如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的三征高句丽,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各地区也纷纷出现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老百姓到了“人相食”得地步。但与此同时,隋炀帝还三下江南,六巡塞北,耗尽了民力。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最终引起隋末危机。[31]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发动叛变,抵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唱出着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不久被隋军镇压。大业九年(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向海明也在扶风称帝,但他们没坚持多久,同年就被剿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举兵起义,达官子弟踊跃参加,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隋朝统治集团也开始分裂。[46]
瓦岗寨起义旧址
河南有翟让、李密的瓦岗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今河南省荥阳市),打下荥阳诸县。义宁元年(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都城洛阳的粮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国号魏,以洛阳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都城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最后投降越王杨侗。[47]
河北有窦建德的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河北冀州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与此同时高昙晟、高开道也在河北的怀戎、渔阳割据。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大业九年(613年),两人在齐郡(今属山东省)举兵叛乱,随后南下江南。大业十三年(617年),占领高邮,切断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45]
土崩瓦解
参见:江都之变、李渊
隋炀帝陵
隋朝在此局势下迅速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炀帝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他下令筑丹阳宫,计划迁都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都想逃回中原。大业十四年(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杀隋炀帝,拥立隋炀帝侄子杨浩为帝。[48]不久宇文化及又杀杨浩自行称帝,国号许,年号天寿,设置百官。[173]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
大业十三年(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丞相,进封唐王。[49]
大业十四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50]洛阳都城留守“七贵”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6月22日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即隋末帝,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黜杨侗,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唐并之崛起。
疆域
播报
编辑
参见:隋朝行政区划
范围
隋灭陈后,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据交趾,大业元年(605年)又吞并林邑[51],不久林邑复国[52],大业五年(609年)时隋朝一度吞并吐谷浑[53]、伊吾[54],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末,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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