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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三国（第7页）

东吴的军队，由水、陆军组成，以水军为主，陆军为辅。陆军之中，又含步、骑两个兵种。全国的兵力，约20万左右，舰船共有5000余艘。从基本的国策出发，东吴的作战方针以战略防御为主，凭借长江为天然屏障。为了对付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东吴经过长期经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布置在长江一线。为了武装水师，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很高超，所造的运输船，大者长达20余丈，载重量可达万斛。所造的战船，有上下五层，可载士卒3000人。东吴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了水军基地，以重兵防守。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曹魏、蜀汉的水军均非其敌手。在东吴同魏、蜀两国所进行的几次大战中，都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水军取胜的。曹操死后，魏文帝和魏明帝都企图渡过长江向南扩展，但面对长江天堑和吴国的强大水师，或望而却步，或无功而返。[49]

武器

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防器械方面，官渡之战中，曹操下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45]

在兵器制造方面，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

农业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18]。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商业

货币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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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蜀钱。

贸易

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手工业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17]

在纺织业方面上，孙吴在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44]

人口

播报

编辑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例如：“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等纪录。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根据史料记载，263年，蜀国有人[34]；魏国有人[35]；280年，吴国有人[36]，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人[37]。现代学者考虑到被世家门阀荫庇的佃客、部曲还有屯户、兵户、吏户、逃户、漏户、隐户以及居于汉地的少数民族等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而东汉末年自曹操统一北方后，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战争限于局部，如魏蜀交界的祁山、秦岭一带及魏吴相交的江淮之间，不再有波及全国并持续多年的战争，魏蜀吴又纷纷在其统治境内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招徕流民等措施以此恢复社会经济，人口逐渐开始恢复，至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1]

文化

播报

编辑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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