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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

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不久，张育海就去了缅甸打游击，后牺牲在那里。其间，他的战友曾回过北京，向我们介绍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还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纱笼等。那时，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我至今还保存着张育海写自缅甸那封信件的手抄本。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2）

听说，今天还有许多人收藏着“*”期间出版的各种小报。当年，这些小报我和姚宏经常买来看，并分别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过的报纸寄给对方。后来，当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沪线上当列车员，就通过她为我和姚宏传递报纸。记得第一次请她帮忙时，我给姚宏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此人不错，可以一聊”。谁知，他们两位就真聊了起来，一直聊到谈情说爱，一直聊到成家立业。

如今，桑敬民已从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还时常外出讲学，继续诲人不倦，并出版了她撰写的《华夏传统文明教程》一书。而姚宏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先在着名的同仁医院任副院长、在北京卫生局医疗处当处长，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做司长，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型领导人物。

记得“*”后不久，一次我到姚宏原先的住处史家胡同八号去玩，我见到了姚宏的母亲韩静，尽管她也曾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可看上去身体挺好，当时好像在中国社科院做干部人事局局长。

于光远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和姚宏还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于老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间支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还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在上面信手写下。2002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主持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时，请了于老与会，我还和他聊起了此事。

工作多年来，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尔一起携家外出郊游，或相互串串门儿。2002年，姚宏赴台湾访问途经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他乡遇故知，我们俩在我的住处一直聊到深夜。“*”经历自然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他表示，若没有“*”，若他没有下乡，他绝没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做事那么难。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殚精竭虑，严以律己的重要缘由。

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五　　　　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3）

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一个个“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就劳动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知青来后，无异于与民争食，不仅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批批知青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少数人的确是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但多数人却是带着难言的苦衷，被动员、强制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而此时的我，为了摆脱在北京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按照我的性格，是愿意去建设兵团的，这样会和众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生活，精神上应当是愉快的。作为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同时受到《边疆晓歌》《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等小说和电影的影响，我在没有被分配下乡的情况下，一时兴起，与先期分配去云南建设兵团的同学一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记得同行的同学有齐孝源、张荫堂、乔森涛、朱小米、梁景文、刘志刚、孙炳成、李红，还有北京二中的陈景茂、王世平、曹振东等。

那时，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需要几天几夜，中途会碰到铁路被水冲坏的情况，沿途还不断的有人上车，甚至连座位下面都塞进了人。头两天，我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可以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几天，就开始没吃没喝了。

这时，我才知道，在没饭吃的情形下，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每当火车停站前，就有几个人等在车门旁，火车一停就迅速跳下车去，快步冲进铁轨旁的甘蔗地里，合力拔起一根根甘蔗，然后，拖着就往火车上跑。有时，会遇到各种野兽，一次，曾有只狼扒到了车窗前。更多时，会遇到农民在后面追赶，火车上的人则同心协力，纷纷聚到车门口，一时间，车上的人攥住甘蔗的一头，车下要抢回甘蔗的农民则拽着另一头，如同拔河一般。决定胜负的时候，往往是火车的启动之时，这时，火车下的农民保证会溃败而归。

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火车站，现在的印象中，当初的火车站好像仅有几间小房子，四周一片空旷。我们找到了先期来云南的高三同学李金铃、顾君德和王燕生，不久，去西双版纳兵团的同学被接走了。我们几个由于没有下乡手续，只得和后又抵滇的北京二中的夏之东、陆其等一起被迫困顿在昆明。

昆明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大街上常可看到巨幅通缉令和打有红勾的死刑犯宣判通告。我们在来云南的火车上，曾听到过有关“滇西挺进队”的传言。据说，这是“*”前，在云南深山老林中修路的一批农民，“*”中，这些人离开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出来闯荡，他们身穿解放军服装，手持武器，四处抢掠，有的人甚至满胳膊上戴着抢来的手表。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进昆明不久，这伙人就被我们撞上了。我们当时暂住在一个单位四层楼的招待所里，刚在三楼安顿好行李，就听外面有人惊喊，滇西挺进队来了！如同《智取威虎山》戏中有人喊：“座山雕来了”一般凄厉。跟着就是一片嘈杂慌乱声，人们纷纷从楼下往楼上跑。我们赶紧用双层木床抵住房门，并商量着对策，有同学说，他们要是上来了，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