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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①阿龙·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亲。雅各布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青年交响乐团的杰出指挥和领导人，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有时创作中国风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应邀来华参加并指挥纪念他父亲的音乐会，演出他父亲的作品。

（十二）面对谰言

每当宋庆龄公开表示坚决的立场，她的敌人总会像过去做过的那样，互相呼应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1946年11月，西尔维亚·坎贝尔从上海写回美国的家信中说，“在这里，也在美国，肯定在进行一场把她抹黑的运动。”

1947年底，对她的人身攻击加强了，因为国民党看到它所预期的内战的胜利正在变得渺茫起来，又因为——如西尔维亚所说——“我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正在美国进行着一场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联社发自上海的一则电讯说：

“孙逸仙夫人……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否认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所传她同前美军上尉杰拉尔德‘谭宁邦的风流韵事……谭是孙夫人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

“孙夫人的声明说，‘德鲁·皮尔逊关于我的说法是一种恶意诽谤，毫无事实根据。它的荒谬同它的恶意可以等量齐观。我相信，皮尔逊先生将会有足够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开地撤销这一不实之辞。’”

在以后一些日子里，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说，“这一阵狂潮仍在继续……它不会马上过去，因为她（宋庆龄）有那么多政治上的敌人。”西尔维亚认为，这个谣言是国民党制造出来，专门向国外散播的，想把宋庆龄抹黑，又可破坏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筹款活动。

（十三）在人民的事业即将获胜的时刻

但是，就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气候不是由国民党或美国报刊所造成，而是决定于这样一个明白的事实，即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越来越多的人想转到胜利者的一边来。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能够这样说：

“中国福利基金会终于成了社会的尖子……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看成‘开明分子’……当你正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5、6月份，基金会“仍处于社会名望的顶端”。在6月份举办的为儿童募捐的义卖会得到上海各国领事的赞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妇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来参加，甚至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也要光临。”（布立特是前美国驻苏、法大使，后来变得狂热地亲国民党。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美国天主教领导人之一、反共主义先锋。两人当时均在上海访问。）

在11月份，西尔维亚在家信中描写了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或向她送花赠礼的中外名人，势如潮涌——他们都觉得这是政治上一种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夫人，她对宋庆龄说，归根到底，“每一代都会有这一代的革命”，宋听了“差点乐得噎住”。西尔维亚还写道，宋庆龄“以最亲切的态度”对那些来送礼的国民党官员们说，“你们记住了孙先生的生日，为什么不记住他的遗教？”①

①同注36。

1947年底，美国和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曾经想从宋庆龄那里摸清中共要什么条件才会停止日趋凌厉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位“传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体的人物、宋庆龄父亲宋耀如在教会中的一位老相识。20年前，他曾为国民党试探流亡在柏林的宋庆龄（见第十章）。现在，他担负着类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他要求宋庆龄亲自陪同他参观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各种设施。宋庆龄表示难以应命，因为她的妹妹蒋夫人已先邀请她去杭州西湖旅游——这是事实，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托所信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事、曾任女青年会干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参观并向余说明了情况。

后来发现，蒋夫人的邀请同司徒雷登的请求有同样的目的。在杭州，她问宋庆龄，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庆龄回答说，她不是共产党员，不了解。很快她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把情况告诉了廖梦醒——她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信，1948年11月14日。

国民党企图利用她来摸清越来越占上风的中共的底细，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软化中共的立场，这种努力并未终止。在宋庆龄这一方面，她拒绝介入应由两党当面商谈解决的事务。

最后，作为绝望的挣扎，国民党试图起用她担任它那个朝不保夕的政府的名义上的首脑。1949年初，国民党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谣言，说她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谣言一直传进了美国国务院，说是远在尼加拉瓜马那瓜的一个中国外交官透露的消息。①宋庆龄一举粉碎了这些试探气球。1949年1月11日，上海英商《字林西报》（英文）刊载了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的声明（1949年1月10日）：

①余志英的回忆、80年代后期录音。她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关于司徒雷登的事情是她自己的记忆。关于宋美龄的事情是当时廖梦醒告诉她的。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①

①美国国务院1949年1月14日收到驻马那瓜大使馆航邮，引用“中国驻马那瓜总领事殷尚德（译音）”的话。

这个声明发表之后4天，人民解放军就把国民党还出了北方最大城市、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

同一星期，中国福利基金会拒绝了向美国经济合作署申请补助的建议。过去，中福会在救济款物的分配中总是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歧视，现在却有人告诉它，如果它提出申请，一定会被批准。中福会拒绝这个建议是有原因的。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G，霍夫曼当时扬言，如果中共领导的军队前进到长江为止，把半个中国留给国民党，使中国像朝鲜和越南那样南北分治，那未中共可以指望美国给予十分慷慨的援助，以用于重建。

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愿意接受援助，但不能吞下钓饵。西尔维亚给父母的信上写道，“我们决定暂时不同他们打交道。孙夫人极易受到伤害，他们很可能想利用她为他们那些第五纵队性质的计划充当橱窗，那些计划是企图破坏新中国政权的。”①

①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7页。

至于美国那些主要的救济团体——美国政府和大公司都插手这些团体——随着中国革命接近胜利，它们都参与了“冷战”。对华救济团体的总部“对华服务联合会”（它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丢掉了一切所谓“不偏不倚的慈善事业”的虚伪面貌。它的主席保罗·麦克纳特引用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个联合会的真正动机。这段话摘自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之前，艾奇逊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它承认对中国的一种干涉方式宣告失败，提出另一种方式：

“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