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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部分（第3页）

宝鼎有理论知识，也知道这些道理，但他没有实践，尤其没有治国经验，他从一个市井小民突然重生到了一个贵胄公子身上，抱着良好的愿望，甩开膀子想大干一场，太理想化了，但年轻人嘛，当然有理想有激情，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就要靠理想靠激情。靠年轻一代劈波斩浪，否则最终都将被汹涌澎湃的大潮所吞噬。

“寡人这位王弟最近上了一道奏议，在官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革思路，请先生指正。”

秦王政拿出一卷竹简递了过去。韩非接到手中，展开细读。

这是宝鼎在蓼园穷尽心思想出来的一个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官学变革方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唐仰、司马昌两人，请他们斟酌文字，拟制了这道奏议。

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以“法学”为官学，兼兴各家显学，创建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把咸阳打造成中土的文化“圣地”。

这其实就是仿造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的稷下学宫“不任职而论国事”、学术氛围轻松而浓厚，思想自由奔放，各个学派并存，百家争鸣。其兴盛时期，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们不论学术派别、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何，一律可以自由发表见解，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髓。中国自秦以后各种文化思潮的源头就在稷下学宫，比如儒学、阴阳五行学和黄老思想等等，其发源地都是稷下学宫。

像稷下学宫这种类似于后世综合性大学的机构，其实具有学术、教育和政治三大功能，它既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又可以将知识和文化广为传授，同时又可以给朝廷提供官员，给王国提供国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当智囊的作用。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把“法治”的弊端推到了极致，他和一帮公卿大臣们不遗余力地扼杀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毁却了稷下学宫。甚至焚毁了关东六国的所有历史纪录和诸子百家的所有书籍，而目的无法一个，推崇“法学”，禁锢学术思想。

谁让始皇帝这么干的？又是谁怂恿始皇帝罢黜诸子百家的？就是李斯这些所谓的法学大家，而这些打着“法学”旗帜混迹于权力中枢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在统一的大前提下，官学也要统一，进一步发扬和推广“法学”。而见不得人的理由又是什么？很简单，利益驱动。学术多了，士人多了，最终大家都要挤上“入仕”这条独木桥。官吏的数量有限，一旦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学派之间的“厮杀”就非常惨烈无情了。帝国的这些出身法家的公卿大臣们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不允许其它学派抢自己的饭碗，毁自己的功名，于是一场借助“权力”扼杀学术文化的惨祸就发生了。

帝国的轰然倾覆，和帝国扼杀学术思想，断绝天下士人入仕之途，断绝他们建功立业之路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帝国倾覆的最为致命的原因之一。

从未来帝国的历史来看，始皇帝在帝国建立之初也是满怀热情，试图在咸阳打造一个文化圣地，这从他把稷下学宫的大量士人学者请到咸阳并设置七十博士制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由此造成了上层激烈的权力博弈。以李斯为首的一帮大秦公卿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痛下毒手打击诸子百家和关东士人，种下了帝国覆灭之祸，而沙丘之谋，表面上看是皇统之争，实质上就是这种惨烈的权力博弈的延续。李斯赵高都属法家一派，而扶苏不是，若扶苏做了皇帝，法家一派极有可能遭到打击，李斯及其整个法家派系的利益都将受到重大损失，于是李斯不得不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结果他不但把自己赔进去了，把整个帝国赔进去了，甚至把传承了六百余年的旧贵族旧官僚统统赔了进去。

也好，干净彻底的一次“**”，但宝鼎要阻止这个“**”的爆发，因为他就是旧贵族的一员，他就是帝国的一员，他和他的家人、宗族都将在这场“**”中化为灰烬，所以他要一切不惜代价去阻止“**”的爆发。

宝鼎的这道奏章赢得了秦王政的赞许。

韩非在仔细看完之后，也是暗自赞好，看待宝鼎的目光顿时不一样了，他没想到这个血腥残暴而野蛮的少年公子竟然还有如此远见卓识。他是做学问的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报国之门，韩王剥夺了他一展所学的全部机会。到秦国出仕，帮助秦国一统天下，帮助秦国灭亡自己的王国，他做不到，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背叛自己的王国，背叛自己的祖宗。

秦王政为什么把这道奏章请他过目，请他指正？意思很明确，秦王政有心想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做。韩非天下闻名，本人又是显学大师，还是法学大师，对秦国来说他是筹办学宫的最合适人选，而对天下士人来说，韩非就是一杆大旗，很多士人会慕名而来，追随他，协助他，帮助他在西方创建一座学宫，这也是建功立业流芳千古的难得机遇。

“先生以为如何？”秦王政问道。

“善。”韩非还是一个字，似乎他只会说这一个字。

宝鼎不禁想到了历史记载，说韩非木呐口吃。难道是真的？韩非为了掩饰自己口吃的缺陷，于是言简意赅，自始至终只说一个字？

宝鼎趁此机会，向秦王政详细阐述了官学变革的原因、目的以及它将给大秦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

几百年来。西秦在关东诸国的眼里就是虎狼之国，蛮夷之国。关东人畏惧西秦人的武力，但耻笑西秦人的野蛮，认为西秦人没文化，没礼仪，更没有思想，就比畜生好一点。这是西秦人的耻辱。如今大秦的国力武力都是中土之最，却始终无法摆脱野蛮人的形象，这对于大秦统一中土显然不利。秦王政有心改变这一形象，但苦于无策。

过去吕不韦征募天下士人编篡了一部《吕氏春秋》，可惜吕不韦是个商贾出身的钻营者，他又在西秦编篡了这部书，其后又被秦王政赶出了咸阳，所以这部书不但没有得到六国士人的重视，反而让西秦人背上了沽名钓誉的恶名，为天下士人所耻笑。

宝鼎的这个奏议正当其时，秦王政当即决定实施，这时候他感觉自己硬是以威力威胁韩国，把韩非请到咸阳的决策非常英明。没有韩非这杆大旗，在咸阳建学宫基本上等同于一句空话。

宝鼎反复阐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最终还是引起了秦王政的重视，那就是大秦统一后，关东六国士人的出路问题。

士人不管是豪门还是寒门，他们掌握着知识，有一定的财富，他们在各自的家乡都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如果把他们统统赶回家，让各国士人遍布于中土各地，那么很显然，这将是一股巨大的足以威胁到帝国安全的可怕力量，必须将这股力量有效控制起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做学术研究和入仕为官。

学术研究上的丰硕成果可以彻底改变大秦缺乏文化的形象，可以把一个野蛮的虎狼之国变成一个礼仪之邦，这对帝国未来的统治显然有难以估量的好处。

入仕为官可以解决关东六国士人的出路问题，士人勤奋读书不就是要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吗？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用武之地，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忠诚于帝国。这个时代的士人“利”字当头，为了“利”可以放弃一切。忠诚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只有给他们足够的“利”，他们必然效忠于大秦，反之，同样为了“利”，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大秦，因为大秦断绝了他们获“利”的门路，已经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仇敌了。

未来帝国的疆域非常大，未来帝国还要开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