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