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艰难地看看左右,没人。头上挨了一脚,我这才发现他在我后面。这意味着我得仰着头,伸起上半身,牵扯着该死的肌肉……
上尉告诉我:“你会感到高兴的,我刚接到命令,要求明天把你送到军事监狱去,那儿等你很久了。这儿嘛,你什么也不用干,歇着就行。”
他说着,踢了我一脚,回办公室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个哨兵把我拖到房间对角的角落,自己站到门边,枪指着我。我努力挪动身子。我慢慢地辨认每一块肌肉,把它们和伤口分开。吊扇送来一点让人感到舒服的凉风。既然有不受干扰的几个小时摆在面前,我就利用这机会尽可能恢复体力。如果头不这么疼的话……十分钟后,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好几个小时,这间办公室和隔壁房间里的说话声音,就在联篇噩梦里,只言片语地传到我耳中。
半夜里,哨兵换班的响动把我唤醒了。一个士兵仔细地察看我。他不像要杀我的样子,倒想安慰我。
“服役前我是学医的。”
我看了看四周:办公室没人了,风扇停了,热得难受。从敞开的门看出去,我只看到一片黑,走廊里也没人。
哨兵告诉我:“凌晨两点了。你在发高烧。把这个吞了,”他说着把两片药放进我的嘴里,“很抱歉,我不能给你水喝。”
我辨出是阿司匹林的苦味。我尽量嚼碎吃了,然后想看看伤口的情况。我被背铐着,够不着地方。我用目光询问那个士兵。
“感染了……”他回答:“下午我给你缠了纱布,也只能这样,防苍蝇,也防止失血过多。你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你干了什么,太野蛮了……”
突然,他看了看背后,大概是担心说得太多了,他走到门口站他的岗去了。我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到底这可能更多是胃里没东西的反应。我又沉沉地回到噩梦中去了。
醒得很突然。上尉带着两个士兵一大早就闹哄哄地进来了,很不耐烦地用脚将我踢醒。我总算自己爬了起来,迷迷糊糊地坐着,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又将我脸朝下扔到地上。这让我非常气愤的举动,倒是驱赶疼痛的好办法。他们随即把我提起来,就像捏着根羽毛,给我戴上闷死人的面罩,然后把我带到——不如说是拖到——外面,丢进一辆卡车。发烧加上气闷,我又长时间地陷入了昏迷。
在军事监狱受到的待遇和前面差不多。看医生只是做个样子,给我大剂量注射一次抗生素就算是治疗了。至于伤口缝合,想都别想。
然后又是审讯。他们很快就明白说来说去是没有用的,于是用上了硬的一手。并非我已经不怕受刑,绝对不是!我既然自己逃脱过几次,当然希望这次也能自救。我知道,痛苦到了极限之后,要么是失去知觉,要么是拷打结束。熬一熬。熬到这让人窒息的场面到头,或者熬到我昏死过去……熬到用完电刑……或者心脏衰竭……熬到这劈头盖脑的皮鞭停下来或者我最终没了知觉……熬到被他们从天花板上放下来,或者血干脆不流了,再也感觉不到倒挂的痛苦……熬到没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后背被钢鞭撕裂成一条条时那难以忍受的痛。屏住呼吸,放慢心跳,控制注射到我身上的药物流散……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在练习。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和希望。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审讯”的人。有十来个人轮流受这种折磨,轮到谁则视那些士兵的心情而定。我决心对抗到底,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从这里走出去。只要我知觉尚存,那些士兵不踢到筋疲力尽我就绝不会任他们把我拉起来。这种态度使人对我多少不敢轻视,从而时不时躲过被审的机会。每当我看到他们累兮兮地走开时,我都充满了自豪。这阻止不了他们回头再来,而且往往是更加非此不可的样子,但毕竟我还是赢了一局。
就这样过了几天。我没了时间概念。我把短短的休息机会都看成赐福祈祷一般,这时候我就能躺在审讯室的石板地上,在那些横七竖八的人的痛苦叫喊声和臭味里面睡上一觉。没有吃的,几杯茶水而已,也没有治疗和洗漱。地板时不时被水笼头冲洗一遍,有时把我们也捎带上。按规定,我没有权利睡觉,常常被一顿乱打弄醒。昏迷的时间过长,也会招来高压水笼头伺候。对策就是在这里睡一分钟,那里睡一分钟,以不断的挪动来表示自己是醒着的,然后接着再睡。把这套把戏玩熟了,我好歹恢复几分体力。但是,时间过得一点都不快。几个小时,我会认为是过了好几天。后来又矫枉过正。我算着是星期一,其实已经到了星期三。叫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也耐不住了。
一个“医生”说:“没办法了,她死也不会开口。得通知一声上校。”
我是一条大鱼,所以这里的小负责人很怕我在他手里玩完了。上校倒是有这个权力,但他实地学习去了。他们也有这一套。联系上以后,上校传达了他的命令:停止审讯,把我关进牢房,等他两天后回来。他会带来一个“突破审讯专家”,此人正在给他们上课,很有兴趣在一个“控制能力超群的犹太分子”身上显显身手。
这样我便有了两天假期。我想早点让自己入睡。可事实上我毫无睡意。我全身到处都剧痛,而且害怕。神经脆弱到了每两分钟就惊跳起来的地步。经过长时间刻意的放松疗法之后,我终于睡着了,如果我可以把这种噩梦不断的睡觉也叫做“睡眠”的话。
当上校带着他的“客人”回来的时候,我有点沮丧,因为我本想更好地修整一下。我的脚步已经开始愈合了,这样我便能稍稍站立起来。当然,我走路的样子就像个螃蟹,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能走了。这重新让我来了一点精神。
在上校办公室里,我听到审讯负责人做的汇报,有点吃惊。我借此才知道都快过去一个星期了。我想起教练的那封邮件,“星期二晚上见”。显然已经失约了。我想,关于我他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消息。不会再有人相信我会回去。他们很清楚,在关上一个星期以后还抱这种希望简直是乌托邦。
在我听他们叙述我在这几天受审时做过和说过的事情时——倒不如说是那些我没有说过的事情——“专家”一直盯着我。只是一个穿便服的男人,衬衫和长裤的式样都算得上优雅,一张西方人的脸,肤色很淡,中等身材,栗红色的头发硬硬的,大概四十出头,胡子剃得很干净,目光就像精钢一样,冰冷坚硬。好几分钟里,我们彼此展开真正的催眠训练。谁也不肯先挪开眼睛。最后是上校插进来,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他对我说:“你如此无礼地盯着的这个人,是一个‘突破审讯’专家。能和你较量较量他将感到很高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最好能够抓住它。你的上司确信你在该死的时候已经死了,你说给我们听将没有任何危险。我们甚至可以让你活着,过正常人的生活。只要你合作,一切都好商量,你不会丢了小命。由你自己来决定是幸福地活还是痛苦地下地狱。这些日子难道你还没有受够吗?”
我看着他,心想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提议用百万美元来收买我的口供呢……电影里总是用钱来收买的……他们居然都认为我是不可腐蚀的!末了,我只能也将之视为一种高度评价,尽可能自我安慰一番。
上校不再多说,用一个手势把我转交给了“专家”。“专家”向我走过来,脸上是一种他所应该有的恶狠狠的表情,然后拼命摇晃我,大喊大叫地把我甩到房间另一头,以此来考验我的神经。如果这就是专家的秘密,真是令我捧腹。虽然我的神经已经受损,还是熟悉这种运动方式的。他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
“她肯定是个以色列人!”他大声宣布,好像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个负责审讯的军官小声嘀咕:“如果这就是他的全部发现,那我也是专家了。”
“专家”走个不停。
“如果她是以色列人,我就知道怎么来撬开她的嘴。我太了解他们的训练方法了。我们只要找准她大脑的关键区域,她就会很快开口。”
我很想笑。当然不是大笑,因为这个滑稽的家伙刚刚打裂了我的嘴唇。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找准那个著名的区域吗?
他依然胸有成竹的样子,转身对着静候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穿便服的家伙:“做好准备。”他说的是俄语。
这两个词比前几天所有的经历都要令我记忆深刻。我以前听说过俄国人在大脑研究方面的领先成果,我还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做试验对象。我一点也不想成为其中的一个。我感到平生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
“专家”冷笑着问我:“你懂俄语,对吧?我看到供述里面说,你懂不少东西。不改主意吗你?”
轮到他笑了。而我,完全没了幽他一默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