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谈:关于枪的问题,局里现已了解清楚,现做出结论,请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结论内容:
1。白纪元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现年31岁,1949年参加工作。
年肃反时,白交代曾在南下时购买手枪一支,回京后怕找麻烦未向政府交代,曾在1951年同其爱人刘文英将枪扔在北海。
3。根据我们的调查,据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材料讲,白纪元买枪是从一司机常某人处买的,属实。并与爱人刘文英一起扔掉,亦属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调查结果是:白所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新情况由白负责。
1958年5月7日
同意上述处理
白纪元
1958年5月17日
得到此“结论”的一个多月后,我——这个纪元最小的儿子便出生了。
纪元来不及高兴,或者说根本就不高兴,他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含饴弄子的心情了。强烈的进取心,驱使着他拖着病弱之躯,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当时“大跃进”年代那火热的工作当中,继续向组织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
纪元认为有了上述“结论”,自己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他又想错了,事情仍旧没有这么简单,那把“达莫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被人摘下来,一到关键的时刻,它就又忽忽悠悠地悬在了他的头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六十年代中期纪元的几则“日记”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65年11月3日(与X处长谈话)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
X处长谈,不少同志都有(入党)要求,前些时候支委都研究过,你也准备研究。但我的问题主要还是枪的问题,和老X一样,需要找证明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脱党?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要找证明人,证明从谁手里买的?证明扔在何处?
我谈,这个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怎么又不清楚了?我一定协助组织弄清,关于从何人手里买的,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可找李XX了解。X处长谈,研究研究吧,需要补充再来找你。
通过谈话,我深深明白若干年来,还是枪的问题,看来过去没有认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过我的问题。我一定努力争取和领导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65年11月4日 大事记(与X处长谈话的第二天)
昨日和X处长谈后,回家思索,觉得领导还不太了解我过去的“结论”情况,我找到了58年5月的日记,把结论记录都叫X处长看了,X处长说,这样就好办了。我表示一定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奇怪!怎么领导上过去不看我的材料呢?)
1966年2月19日 大事记
X处长找我谈:我的枪的问题经研究后和我所谈的一样,历史已搞清楚并说不久支委将讨论我的申请。我准备把近一年来的日记都交给组织看看,把我的心交给党,以便更加了解我的一切!
…………
纪元在这几则日记当中,凡是提到“枪”字,都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可见对此事的讳莫如深。
这些日记今天读起来,怎么能不让我感伤复感慨?
我为自己父亲多舛的命运而感伤,更为他对党的忠诚而感动。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或许像纪元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和各自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悲怆乐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我质问自己究竟在干着什么勾当,是在写作吗?不是!我是在“解剖”自己的父亲,并不无残忍地将父亲天生就脆弱的神经一根一根地“剥离”出来,哪怕那上边是血迹斑斑,任凭它疼痛得在我这字里行间战栗……
唉——如果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把父亲原本完整的人生“撕碎了给人看”,那我可就太不是东西了!
古玩与家训
梦璋当年做“义导员事务所”的时候,跟古玩界多有交往,早年跟着登莱普的屁股后面转,多少也“练”出了一些眼力。那个时期,在古玩界里虽然“蒙事行”的勾当屡见不鲜,但“行里人”大多还是比较讲诚信,况且梦璋是导游里的“头牌”人物,古玩行里求他的人扯了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