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塞尔顿和简宁斯虽然智力超群能力非凡但却想走维持现状的安全之路大部分高级主管都是这种心态。
虽然在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都出现了这种3﹕1的投票情形我知道在董事会还有投票成功的可能性。1981年夏天在私下里进行的一些讨论使我相信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在公司外的董事都会投下支持票。
采取那个步骤之前我希望确保处理好这个决策中可以人为决定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已经与罗里参议员分手。但是女儿简和儿子丹与我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了。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去看1981年10月23日至25日期间在洛杉矶进行的世界杯赛。简从纳什维尔来她在那里的一个叫范得比尔特的法律学校里上学。丹从檀香山来他在那里的夏威夷大学当新闻学教授。
孩子们的支持
去看比赛的头天早晨我们在贝佛利山希尔顿的勒米塔基饭店套房内吃早餐一边吃一边谈话。我对他们讲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3比1的投票情况。我还告诉他们说可以让董事会投票支持《今日美国》项目。
“但是如果我干下去真正的咒骂就会开始加内特公司内外都是一样。很多人会跟在身后想放我的血。我们是否有勇气挺直腰杆抵制那些咒骂呢?”
他们并不犹豫。两个人都对我竖起了拇指。我们开心大笑谈到应该如何嘲笑那些批评者我们也谈到了如何坚持笑到最后。
下午我们在道奇体育馆看比赛在世界杯的第三场比赛里扬基队输给了道奇队(5﹕4)。尽管我们都是扬基队的球迷大家对《今日美国》项目还是保持了高涨的兴趣整个下午都很开心。
为了准备12月13号的董事会我对一切都作了精心准备不把任何事情留给机会也不把很多事情看做想当然。尽管明白我会得到选票但我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并把新闻稿送给各位董事审阅。
一份是基于“干下去”的决定。另一份则说董事会已经决定放弃该项目。我猜测如果他们看到一份新闻稿让他们觉得自己缺少骨气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从心理上觉得受了伤害。
希基向董事会宣读了业务计划书的初稿之后我说计划书还是“猜测与感叹”居多。但我补充说任何一个新领域之前人们也只能这么干。
希基的报告说1982、1983和1984年都会有亏损要到1985年底才可能赤色消失黑字出现总亏损将达1亿美元。
他离开会议室之后我告诉董事会说:“如果我们干下去而且坚持下去亏损可能比那个数字大得多也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扭亏为盈。”
但是我强调说一个“同意”决定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1982年秋季启动该项目。报告并没有明确提出出版物要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期开始。
“如果《今日美国》赶不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该计划那个时候我们的损失将是微小的还可以把该风险项目中能够挽救的东西抢救出来。除非拿到市场上去进行真正的检测否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极其准确的预测。如果我们选择不去尝试那我觉得我们会永远失去一个机会因为别人肯定会接过这个主意干起来。”
经过两年的谈论现在已经到了第一次数选票的时候了。
我提议不能进行简单的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反过来我想挨着桌子逐个儿来大家只投同意或反对票但大家都可以就此发表评论。
一共有12位董事。经过私下里的谈话我知道至少会有10票对2票的结果也许是11票对1票。但是我最喜欢得到12票比0票的结果。
任何事情都不留给机会
这样一来安排座次的时候我把4位肯定会投赞成票的董事排在一处。让他们先投票。有问题的那些董事排在第5位至第11位。
麦柯金戴尔有可能投反对票。我把他排在第11位就在我的左边。他提前告诉我:“如果你想要我投票支持我可以做到。如果你想要我什么也不说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告诉他说照他认为正确的做。
我一路都在鼓励他谈出新计划的不利风险。他谈出了不同意见这向各位董事表明我是支持对话和不同意见的。能够做到这样的首席执行官比那些压制不同意见的首席执行官要好得多。
第二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沃伦·麦克纽尔。加内特公司收购了佛蒙特州伯林顿市和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伯格市的报纸后他加入了本公司董事会。他以前跟那两家报纸的拥有者的女儿结了婚从而获得那两家报纸。
麦克纽尔并非我这类型的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对立的从个人生活到职业生涯都是如此。他鼓吹说“金钱并不能说明一切健康只占2%其他的一切则都没有关系。”
我的前任保尔·米勒任命麦克纽尔为加内特公司副总裁并将他拉进董事会。麦克花了全部精力希望能够当上总裁。在1975年由他要求进行的一次摊牌的正式午宴上我告诉他说想通过我提拔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之后不久他就从总裁位置上退休了。
他继续充当本公司董事经常表达一些担忧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在加内特公司的飞机里放上很多昂贵的新鲜水果比如新鲜草莓。只要是我办的事情他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我知道他想投票反对《今日美国》项目但是我也怀疑他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假如我把会议安排得恰到好处的话。
我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