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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部分（第2页）

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１８６８—１９０７　年的中国海

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　４０　年之久。Ｓ．Ａ．Ｍ．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

化，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

科学出版社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１０　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

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　１０　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

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　２０　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

参阅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

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１８４０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Ｆ．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载德怀特？Ｈ．帕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９—４９　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

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４　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

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

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

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　１９１３　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

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　８　卷

《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　３—５　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

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　２０

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

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

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

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

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６　卷（１９５７

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年》（修订版，１９７２　年）的

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

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１９７４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

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Ｐ．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