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 1925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 1925 年 11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 1925—1926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 1924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 1925 年成立的中央
①《北华捷报》,1925 年 1 月 17 日,第 91 页;1925 年 10 月 31 日,第 194 页。
②《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 3 月 7 日,第 21 页;1925 年 11 月 21 日,第 228 页。
③《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4 月 17 日,第 179 页。
④《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2 月 13 日,第 316 页。
⑤《北华捷报》,1925 年 6 月 24 日,第 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