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家院子,我渡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悲伤、贫困和艰辛、失望和憧憬、幻想和破灭、爱情和甜蜜……直到90年代初,徐家院子的土地被征用,我家才离开大井街这块热土,迄今大井街徐家院的情景,还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儿时的梦幻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前后院先后搬入了:陈国威家、唐清平家、肖大爷家、杨华华家、毕彩云家、张少兰家、赵元村家、刘家婶家、任姥姥家、海娃家、严老师家等十多户。
前后院都住满了,连厕所房里的毛坑,用土填了,也住上人。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住了下来。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