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气不顺地顶了一句:“当兵的就是要想着打仗!”不对路数,一生仗义执言的徐海东和这个政委常发生争吵。
不久,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二二○团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抓了起来。那年月,红军原本就弱小,培养干部更不易,徐海东知道后急眼了,质问政委:“他们犯了什么错误?逮捕人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
张国焘在鄂豫皖的“肃反”搞得人人自危,徐海东虽有怀疑,但他在党内职务有限,无力抵制,现在见这样乱捕乱杀,被迫向政委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
不久后,徐海东知道49人被杀了,痛苦地流下热泪。徐海东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面有敌人堵,这一团人去攻;后面有敌人追,也是靠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这怎么说得通呢?他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更令他揪心的是这么接下去,红军将大伤元气,今后的斗争将更复杂、更困难。徐海东痛苦、沮丧、迷茫……
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红二十五军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胜利之后,敌人暂时停止了疯狂的进攻。此时,外敌的进攻或许不是坏事,一旦停下来,党内的斗争便汹涌而来。为配合上面“夺取中心城市”的精神,省委领导头脑一热,也提出了大城镇的任务要求。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的部署时,徐海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据理力争,提出了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力量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是,徐海东的意见与上面精神相左,虽经努力还是没有被采纳。
三十九军传奇 1(5)
七里坪之战,是红二十五军军史上最为惨痛的重大败仗。围七里坪时,久攻不克,红军困难日增。为缴获敌人面粉充饥,红二十五军官兵死伤惨重,平均每夺得一袋面粉,红军须付出六七人的沉重代价。面对危局,军长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反复苦谏,建议及早撤围,可得到的仍是拒绝。
围七里坪43天,红二十五军光饿死、病死的就有3000多人。七里坪城下,红军官兵尸山血海,仗已没法再打下去了。这时,省委才不得不同意撤围。
仗打完了,但事情并没结束。战斗总结会上,省委领导一句认错的话都不讲,却埋怨这个部队不行,责怪那支部队不力。甚至又有人跳出来扬言要抓什么“反革命”“AB团”。
徐海东急脾气上来,话说得也难听:“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
“徐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啊?”
徐海东一语未毕,省委领导跳了起来,高声斥责。最后,竟当着众多干部的面,将徐海东赶出了会场,声称徐海东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
徐海东回到落脚的老乡屋里,躺倒在铺板上。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昏暗的屋顶,想起两年前,张国焘在红军里搞肃反,许多冒犯过领导的好同志被抓的抓、杀的杀。连徐向前总指挥的爱人程训宣——一位正直的党员也给抓去枪杀了。他想:今天会上顶撞了省委书记,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吃饱了不管战士”,这还了得?
自“肃反”以来,徐海东一直愤愤不平,一有机会,就站出来替人“喊冤叫屈”。前不久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来检查工作,竟认定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他和郭述申坚决反对,并跑去找省委代表质问:“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雇农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奇功,是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反革命?”但省委代表不但不接受批评意见,反而指责郭述申和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在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上,撤销了郭述申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职务。
看来,现在该轮到我的头上了。徐海东在床上翻了个身,继而又联想到今天的会议,愈觉得问题严重起来。
在痛苦、郁闷中几经辗转,徐海东最终在在无奈中找到了解脱的办法:大不了就是死,砍脑袋不就是碗大个疤?自己每天迎着子弹走路、提着脑袋过桥,死算个什么东西!他心一横:认错没门,要命有一条!
一旦横下心来,他心里反而平静多了,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徐海东面临危难,躺在铺上正不安时,忽然特务连连长跑进门来,急促地报告:“敌人攻上来了。”
“什么,什么?”徐海东跃身从铺上跳起来。
“敌人攻上来了!”特务连连长又补充道,“快到庄头了!”
这位特务连长,刚由排长提升不久,年纪不过二十来岁,打仗很勇敢,却有点毛手毛脚,遇事沉不住气,人们送他个“毛头小连长”的外号。
徐海东两眼一瞪,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听着,省委正在开会,你虚报了军情,要掉脑袋的!”
“我是亲眼望见的,敌人黑压压一片,正……”毛头小连长话还没说完,已传来“嗒嗒”的一阵机枪声。
徐海东一听枪响,松手放了特务连连长,一边扎皮带,一边命令:“去,快去报告省委,停止开会,赶快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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