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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部分（第2页）

马尔索。柏拉图。枯木。华沙。蒂伊，《人民报》叫卖。

那个保存这张单子的忠诚市民明白它的含义。据说这单子上是人权社第四区每组组长的名字地址的全部登记。所有这些被湮埋了的事到今天已成为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公开出来。还应当补充一点，人权社的成立似乎是在发现这张单子的日期以后。这或许只是一个初期的名单。

可是，在那些碎言片语和小道消息以后，在那些纸上的一鳞半爪以后，又有一些具体事实开始浮出来了。彼邦古街，在一个旧货商人的店里，人们从一张抽斗柜的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七张一模一样一折四的灰色纸，这几张纸下面还有二十六张用同样的灰色纸裁成的四方块，而且卷成了子弹筒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硝十二英两硫磺二英两炭二英两半水二英两搜查报告还证明抽屉里有强烈的火药味。

一个下班回家的泥瓦匠把他的一个小包忘了，丢在奥斯特里茨桥边的一　条长凳上。这小包被人送到警察所。打开一看，包里有两份问答体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奥杰尔，还有一首题名为《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歌，和一个装满了子弹的白铁盒子。

一个工人在与一个同伴喝酒时，要那同伴摸摸他多么热，那同伴发现他的背心下有一支手枪。

一群孩子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小门之间、那段行人稀少的公路边的坑里游戏，他们从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一个布袋，袋里装着一个做子弹的模型，一根做子弹筒的木棍，一个还剩有一些猎枪火药的瓢和一个生铁锅，锅里留着明显的熔铅痕迹。

几个警察在清晨五点突然撞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的家中，发现他正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子弹筒在做。这人就是不久参加美里街垒的一员，他在一八三四年四月起义时牺牲了。

接近工人们休息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在比克布斯小门和夏朗东侧门之间，在两堵墙之间的一条巡逻小道旁的一家大门前、有一套支那游戏的冷饮店附近碰头。一个从工作服里面取出一支手枪，把它递给另一个。正要给他时，他发现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药浸湿了些许。他重新装上那支手枪，在药池里原先的火药上添了一些火药。然后，那两个人就分手了。

一个名叫加雷、四月事件发生那天在博布尔街被杀的人，常炫耀说他家里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颗打火石。

政府在某一天得到通知说最近有人向城郊散发了一些武器和二十万发子弹。一星期后，又散发了三万发子弹，值得留意的是，警察什么也没有破获。一封被截下的信中说：“八万仁人志士在四个小时以内同时拿起武器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所有这些酝酿活动全是公开的，几乎可以说是平安无事的。即将发生的暴乱从容不迫地在政府眼前准备它的风雷。这种仍在地下进行、但已隐约显现的危机可说是光怪陆离。资产阶级沉着镇静地和工人们议论着正在准备中的事。人们问道：“起义进行得如何了？”问这话的语气如同问：“您的女人身体健康吧？”

莫罗街的一个木器商人间道：“你们几时发动啊？”另一个店铺老板说：“立即就要进攻了。我知道。一个月前，你们仅一万五千人，现在你们有两万五千人了。”他拿出他的步枪，一个邻居还愿意卖一支小手枪，讨价七法郎。

总之，革命的烈焰正在高涨。无论是在巴黎或法国，没有一处能例外。

处处动脉在跳动。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体内形成的那种薄膜那样，地下组织的网已开始在全国四处蔓延，从那半公开半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主了人权社，这人权社曾在它的一份议事日程上写下这样的日期：“共和纪元四十年雨月”，虽经重罪裁决厅宣判勒令解散，它仍不停地活动，并用如下这些有意义的名称为它的小组命名：长枪。

警钟。火炮。自由帽。

一月二十一。①

穷人。流浪汉。前进。罗伯斯庇尔。水平仪。

《会好的胺。从人权社又诞生了行动社。这是一些分化出来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社团在设法从那些大的社团中招募社员。社员们都因为这互挖墙角而感到为难。比如高卢社和地方组织委员会。又如出版自由社、个人自由社、人民教育社、反对间接税社。还有工人平等社，曾分为三派，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还有巴士底军，一种按军队编制建立的队伍，四个人由下士领①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导，十个人由中士领导，二十人由少尉领导，四十人由中尉领导，从来没有五个以上彼此相识的人。一种谨慎与大胆相结合的创造，颇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只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一个正统主义的组织叫坚贞骑士社，在这些共和派的组织中蠢蠢欲动，结果它被人揭发，并被排除。

巴黎的这些社团在一些主要城市里都建有分社。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客观存在它们的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组织叫苦古尔德社。我们已经谈到过。

在巴黎，圣马尔索郊区比圣安东尼郊区清静不了多少，学校也并不比城郊外清静多少。圣亚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和圣雅克一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是大学生们的碰头地，与昂热的互助社以及文克斯的吉古尔德社结成同盟的　ABC的朋友们社，我们已经见过，常在缨尚咖啡馆聚会。我们先前曾提到过，这伙年轻人，也常出现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饭馆的叫作科林斯的店里，这些聚会是隐密的。另一些聚会却尽可能公开，我们可以从后来审讯时的这段口供看出他们的胆量：“会议是在哪那里举行的？”“和平街。”

“谁的家里？“街上。”“哪几个组织的人来了？”“只到了一个组。”“哪一个？”“手工组。”“谁是头目？“我。”“你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单独一人担负起这个攻击政府的重大任务吧。你接受什么地方的指令？”“中央委员会。”

日后从贝尔福、吕内维尔、埃皮纳勒等地发生的运动来判断，军队和人民一样，也同时有所准备。人们所期望的是第五十二联队、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轻骑队。在勃良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里，种植了自由树，换句话说，一根顶着红帽子的旗杆。

当时的局势就是这样。

我们从开始时就已提到，圣安东尼郊区，比任何其他地区的民众使这种局势变得更敏感更紧张。这儿是症结所在。

这个古旧的郊区，挤得象个蚂蚁窝，勤劳、果敢和愤恨得象一窝蜂，它在等待和渴盼剧变的心情中骚动。一切都在纷乱中，但并不因此而中断工作。这种激昂而阴沉的面貌是难以加以说明的。在这郊区里，无数顶楼的瓦片下掩盖着种种惨烈的苦难，同时也有不少火热的和稀罕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苦难和聪明才智这两极碰在一起，情况尤为危险。

圣安东尼郊区还有其他一些震动的原因；因为它时常受到与重大政治运动连在一起的商业危机、倒闭、罢工、失业的祸殃。在革命时期，穷苦同时是起因也是后果，它的打击常回到它自身，这些群众，有着高做的德行，充满了至高的潜在火力，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一触即发，怨怒，深沉，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