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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华人又很讲究门当户对。假如你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位和身份的体现，那么无论你多么精明强干，你还没有与华人财阀交往的资格。

和田一夫拥有了“香港第一豪宅”云峰居，装潢了香港独一无二的日式房，购买了全香港位列前五名之内的大型游艇和三幢美仑美美的海滨私人别墅。可以说，在与华人财阀交往的硬件建设上已经扎下了根。

事实上，这些物业为和田一夫创造的效益，价值已远远超出其本身。

比如说，日本财阀要会见香港经济界要人时，一般要有较长时间的预约，同时必须通过某人的介绍。

而和田一夫则可直接联络，因为彼此已经是朋友。

如蒲伟士先生、李嘉诚先生、何鸿囗先生、郑裕彤先生、郭鹤年先生等等一大批香港财经界顶尖巨富都已常来常往，过从甚密。

“硬件”已完备，和田一夫就积极开发“软件”。

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蒲伟士董事长的引荐下，和田一夫加入了皇家赛马俱乐部。

香港赛马会是香港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另两大支柱分别是长江实业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皇家赛马俱乐部实行会员制。在该俱乐部里，日本人会员寥若晨星。

究其根由，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不来香港，而属下的第二、第三把手，该俱乐部又不予接纳。

香港的上流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家族性的一面。在香港的日本分公司职员之所以无法打入香港经济的核心，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自己不愿跳出集团圈子。

蒲伟士先生是赛马的热心人士。和田一夫经他推荐，参加皇家赛马俱乐部，并不时应他之邀，去观看赛马。

和田一夫偕夫人坐在皇家赛马俱乐部高级厢座里，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日本人就只有和田一夫夫妇俩。其余均是香港高级社交圈里的英国人。而且，和田一夫夫妇的厢座就在蒲伟士夫妇的隔壁，即使在高级厢座中也是最高主座席。

和田一夫在这里经蒲伟士先生引荐、介绍，相识了许多香港高级社交圈中的名流显绅，包括许多英国系统的商界人士。

和田一夫还参加了由一位法国葡萄酒国际权威主持的一个世界美食家俱乐部。

就是这位先生，在太平山顶的云峰居成为和田一夫的迎宾馆的那天黎明，特意从法国给和田一夫寄赠上等香按。

和田一夫在美食家俱乐部也结识了许多商界巨头。支撑香港经济的华人头面人物，几乎都是美食家。

和田一夫在云峰居宴客，一般以西菜为主，日本菜为辅。在湾仔总部宴会厅，则一般都上中国菜。但无论上何种菜，和田一夫都极为讲究。

对客人的口味首先要打听清楚。比如吃不吃鱼，是否喜欢生鱼片；喝不喝酒，喝哪种酒不喝哪种酒，等等。

其次，材料要货真价实。比如牛肉，绝对要正宗的日本松阪牛肉，而且一定要从日本运来。因为无论美国牛肉，还是澳洲牛肉，都比不上松阪牛肉。

再如厨师，从香港酒店之冠的半岛酒店请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田一夫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香港人，成为华人社会中之一员，对华人的经商习惯、生存之道已相当熟捻。

华人社会是家族社会，八佰伴也是家族。因而其价值观是相通的。这也是和田一夫得以顺利进入华人社会的原因之一。

移居香港后，和田一夫对华人经商风格感触较大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香港的华人大企业不独占利益，而是互相分享。

因此，和田一夫每每接触华人头面人物，钦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在华人社会里，企业高层或实业家为分享利益，经常通过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一起探讨协作的可能性，研究合作计划，所以彼此很自然地交换大量信息。

其二是华人实业家当机立断的经商准则。

有一次，和田一夫当面请教李嘉诚：“您对于新项目，一般是怎样做决定的呢？”

李嘉诚答道：“一旦有了新想法，我马上考虑和谁一起搞这个项目，先在脑海里定好伙伴，接着我就打电话去请他合伙。”

首脑亲自通电话，这在日本商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和田一夫对此感到惊讶。但惊讶不止在此，应李嘉诚之邀的对方回答说：“请让我考虑一下！”仅仅只过了一刻钟，对方就复电：“OK！”

这就是华人经商当机立断的作风。

和田一夫就亲自接过李嘉诚邀他当商业伙伴的电话。比如在澳门建造休养胜地、在香港蓝田开店等项目。

和田一夫也就礼尚往来。比如计划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创设国际购物中心，就直接与李嘉诚联络。

在这样直截了当的联络交往中，彼此沟通了大量的商业信息。

而日本的企业体制却无法当机立断。因此，尽管日本企业在香港有很多机会做大宗生意，但往往由于这个原因错失良机。

一个日本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经理，曾经不无抱怨地向和田一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回，李嘉诚在宴会上向他述说了一个携手合作的好主意。他一听就拍案叫好，差点脱口而出：“就这么办！”可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吞回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