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子高不能容忍的事,武烈侯远在北疆,但为了让扶苏拿到中原决战的功勋,竟然逼迫咸阳让扶苏指挥东南战场,而把他一脚踢回了咸阳,把本改属于他的功勋活生生地夺走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叔父你太过分了,欺人太甚。你喜欢扶苏,要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要让扶苏成为大秦未来的君王,这无可厚非,但你不能牺牲我来成全扶苏。我算什么?我是你拿来帮助扶苏上位的垫脚石?
公子高愤怒了,怒不可遏,他甚至在离开江南的时候冲着武安侯公子腾咆哮,回到咸阳后匆忙跑到频阳,向武成侯王翦哭诉。
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出自蹇(jian)氏。蹇氏在大秦也是豪门贵族,其先祖就是在秦穆公时代与百里奚起名的蹇叔。百里氏枝繁叶茂,分为“孟西白”三大族,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名扬天下,而蹇氏以文传承,虽然子弟世代为能臣,但声名不显。这样一个传承数百年的豪门大族,其底蕴和人脉的厚实不言而喻,其与郿城孟西白、频阳王氏和夏阳司马氏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关系。
老秦人好不容易重新崛起,当然不会轻易介入王统之争。老秦人这些年的崛起之路也是起起伏伏,短短数年内便有两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所以在王统一事上,老秦人向来保持缄默,以武烈侯的决策为前进方向,即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以大局为重,绝不轻易与武烈侯发生争执。
然而,形势发展到今天,老秦人的“心”也动了。
在分封之议中,武烈侯首先是宗室,其次才是功臣,所以武烈侯主张宗室分封,而坚决反对功臣分封就理所当然了。武烈侯为了宗室利益,为了老嬴家的利益,置功臣利益于不顾,导致他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武烈侯和老秦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
若想功臣分封,就要进一步修改国策,而要修改国策,不仅仅要控制朝政,王统的归属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老秦人的“心”就此动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谨慎地介入到王统之争中。
公子高回京是政治上的一次重大博弈。这场博弈中秦王政大胜,他虽然在战场上打输了,但在政治上他成功地分裂了楚系,重创了东南熊氏,给了武烈侯的政治联盟以沉重一击,导致武烈侯的政治联盟就此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武烈侯在这场博弈中唯一获得的好处就是基本确立了公子扶苏的储君位置。
当今大秦的政局是保守势力和激进势力的斗争,而两大势力的领军人物就是秦王政和武烈侯。现在回头看看,不得不佩服华阳太后的政治智慧,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把武烈侯扶植了起来,也是在她的谋划下,武烈侯的政治联盟才迅速建立起来,这样当华阳太后薨亡后,武烈侯才代替了华阳太后,继续与咸阳宫抗衡。
可惜的是,楚系还是分裂了,楚系并没有像华阳太后所设想的那样,由怀德夫人所掌控,始终与武烈侯结盟,继而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以控制王统的归属来牢牢控制朝政。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复杂,统一进程的加快显然是主要原因,当楚国政局大变,阳文君及其所属势力覆灭,怀德夫人失去强有力的外援之后,她也就失去了对楚系的掌控,最终在咸阳宫的谋划下,楚系分裂,她和隗氏为了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不得不完全倒向秦王政。
事实上这是楚系对武烈侯的背叛,假如武烈侯因此背弃盟约,改变自己在王统归属上的策略,那么王统之争会白热化,斗争会延缓甚至破坏当前的统一局面。武烈侯以中土命运为重,忍气吞声,继续维持自己的王统归属策略,并以此与咸阳宫达成妥协,换取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无论是公子腾还是王翦,包括公子高的母系家族蹇氏,在这场政治博弈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在不知道武烈侯的选择之前,谁也不敢轻易介入,以免被卷进风暴的中心。
如今博弈结果出来了,武烈侯不但维持原有的王统归属策略,还不遗余力地维持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这明确地传递出一个讯息,武烈侯坚守自己的宗室本份,在涉及到老嬴家的利益,宗室利益的时候,武烈侯毫不犹豫地拔剑相护。
公子高就是个棋子。博弈结束了,他这个棋子又被一脚踢回江南。不过公子高经此博弈之后,心智逐渐成长。在一帮老秦重臣的“教诲”下,他知道大秦的政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以秦王政和武烈侯为中心,就是两者之间的博弈,这就像当年宣太后和昭襄王时代,华阳太后和庄襄王、秦王政父子的时代一样,政治博弈始终是围绕着权力的最高层而进行。
现在武烈侯势弱,但秦王政也没有绝对优势,两者博弈很激烈,这时候公子高根本没有机会“染指”王统,但这并不代表公子高永远没有机会。公子高的机会在封国,在地方,在未来,一旦统一后公子高能在大江以南形成割据称霸的局面,把大秦的分封推向深入,那么公子高进一步可以成为中土之主,退一步也可以做个诸侯王,独霸一方。
公子高的思想就这样被改变了,他成了豪门贵族掠夺中土权力和财富的“急先锋”,成了功臣参加分封的“开路者”。他或许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但这世上谁不是“棋子”?谁不是活在“利用”和“被利用”之中?公子高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赢得实力,赢得豪门贵族的支持,而豪门贵族若想达到目的,就必须扶植一个“强者”,一个像武烈侯一样足以抗衡咸阳宫,与中央争权夺利的强势人物。
宝鼎到了江南后,公子高数次试探,想知道离石会面的结果,想知道自己的父王和叔父两人所拟定的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方案是什么。宝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隐瞒,明确提醒他,江南这个封国可能要取消,所以宝鼎反过来试探他,是愿意去开拓西南,还是愿意去征伐江东。
公子高当然不愿去冒险开拓西南,更不想去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他有抱负,有理想,而抱负和理想的实现需要实力,需要基础,需要一块好地盘,而江东就是他一展风采的好地方。他已经下了决心,即便咸阳勒令他去开拓西南,他也绝不去。他有老秦人做后盾,还有一些宗室也会给予帮助,他有信心在这件事上获得完胜。
不过公子高还是十分畏惧自己的叔父,他不敢明确回答,而是用一种隐晦的方式,阐述自己理想的方式,委婉地向叔父表达了自己要去征伐江东的想法。
公子高知道叔父不太高兴。
西南策略是叔父拿出来的,大秦的大部分官员包括很多中枢大臣之所以对西南策略不重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南策略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开疆拓土,而目前大秦的当务之急不是开疆拓土,而是统一中土。但叔父为了证明自己的本事,或许也是为了眩耀自己的权势,却执意要耗费有限的宝贵的钱粮去开拓西南。
公子高不理解,更不愿意去。叔父不高兴又能如何?你反正也不喜欢我,甚至为了让扶苏上位,要把我踢到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的利益?你不为我考虑,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其实无论是咸阳的士卿还是公子高本人,对西南策略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理解来源于这个时代的局限性。这个时代有几个人看到了来自北方大漠的威胁?南北战争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更不要说什么大秦在统一后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了。另外就是对统一战争的艰难性认识不足。秦王政在灭楚之后继续南下攻击,事实上不是要开疆拓土,而是要把六国余孽尤其是楚国的逃亡贵族一扫而尽,从而全心全意去经略北方,哪料到南岭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不但拖住了大秦的军队,还拖垮了大秦的国力。
宝鼎先知先觉,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统治者都是高瞻远瞩之辈,所以西南策略不被重视是情理之中的事,公子高不愿意去开拓西南更是理由充足。宝鼎无法用自己那一套在别人看来根本就是危言耸听甚至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去说服别人。
宝鼎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努力。他利用大灾转徙人口到江南,垦荒屯田,建设军队,给开拓西南打下基础。他利用形势的发展把楚国“骗”了进来,联合楚国的力量开凿南岭大渠。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马上开拓西南的理由和愿意去开拓西南的领导者。好在老天眷顾,剧烈发展的形势让宝鼎找到了愿意去开拓西南的领导者,而东南熊氏为了逃避屠戮之祸,根本不需要理由,他们在“大难临头”之际,南下的速度会非常快。
回到长沙后,宝鼎专门设宴,犒劳修凿大渠的官员和工匠,并给予厚赏。
宾主尽欢之后,宝鼎召见了监御史陈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