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尿布在地上学走路,虽然一转眼发现她已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但孩子仍是孩子,无论这孩子长得多么可爱动人,都不至于动到另一种心思上。不过,他还不能真当她是个孩子,一如某些“长辈”那样找借口拍拍“孩子”的肩或摸摸“孩子”的头——他俩的年龄还没有相差到足以拉出可以“拍摸”的辈份来;再说那样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公司里,他当着红儿的面,一向只喊“小李”,绝口不称“红儿”,既摆出一副长者的架子,又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要以这种姿态,在手下人的心目中维护自己所剩无几支离破碎的一点尊严。红儿来公司第一天,他出于关心,过问了几句她在生活上是否需要帮助的话,几个月来,两人还没有面对面地交谈包括工作在内的任何事情,更不用说到西湖荡舟或去商场购物了。那天把红儿气走,实际上就是他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
“你又不是小孩子,干嘛非要跟我一起走?”余正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李红儿一反常态,笑道:“余大哥,你这是哪儿的话,路上多个作伴的又有什么不好?”
余正行忽然板起面孔严肃道:“别开玩笑,按年龄,你该叫我叔叔的。”
李红儿又笑了:“这是什么逻辑,你叫我爸叔叔,我再叫你叔叔,改日我见了我爸,难道叫他爷爷不成?”
余正行终于也笑了,说红儿是“小滑头”。李红儿就叫余正行“大滑头”。
余正行不可能知道,那天李红儿离去后,也想了不少事。她年纪虽然不大,但还是见识过一些人的。她原来总认为,像余正行这样的个体小老板一定都把钱看得很重。可自从有了那天的经历,她发现自己错了。她没想到,一个小破公司在倒闭时竟会那么地悲壮;一个整日里醉生梦死的个体小老板在关键时刻竟还能像个英雄;而天天在一起的同事们竟然说走就走,仿佛沉船前逃生。相比之下,她觉得余正行有点伟大,有点让她心动。尤其是余正行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特意打电话为她联系工作,怎不叫她心里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余正行见红儿扑闪着双眼若有所思,又见她脸上忽地红晕一现,心里顿时有点把持不住,便说道:“不开玩笑了,我这两天还要看几个朋友,你先回家吧。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既没工作又没依靠,做爸妈的知道了是要担心的。”
红儿天真道:“有你在身边我还怕什么!晚两天走也好,让我也见识见识你的那些酒肉朋友——我没说错吧,谁叫你以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余正行还是执意要送她走。
没辙,李红儿又哭了。这次哭与前几次不同,不给一些温柔是劝不停的。余正行只能答应两人同行。
李红儿毕业后,与外地几个女大学生住在合租房里,除了书没添过啥像样的物什。余正行住在公司里,像样点的电器又被民工搬了去,所以也没什么大件东西。这天,两人先把李红儿的行李收拾了,再带回公司打开,跟余正行的东西合并同类项。衣物压缩为两箱,书太多只能分为三箱,两床被褥则用绳子捆成一个大包袱,其余一律送给物业公司搞卫生的张妈。张妈是不久前来杭打工的外地人,家里正需要添些生活用品,但她还是不敢收,两只手在衣襟上搓来搓去,不停地说,这东西比我家里的都高级,我不敢要,物业知道了不得了。又说,这么多好东西,我一个人拿也拿不动,太多了,太多了。红儿在一旁说,给你就收下。最后张妈都收下了,还谢个不停。余正行想到自己拿出所有的钱发给大家的时候也没张妈一个人说的谢多,一高兴,把公司的钥匙也给了张妈,交待说:“这钥匙麻烦你转交给物业,屋里的东西都由你来处理,这张床是我自己买的,跟物业没关系,你搬不动可以买掉,虽值不了几个钱,但能添几个小菜给你老公下酒。”张妈感激零涕,说余总是菩萨心肠,好人一定会有好报,以后要天天为余总烧高香,祝余总来年发财,一生平安。
余正行本来计划由杭州的朋友派一辆小面包车送,可是能帮他的人一时都派不出车,只好改乘火车。
有时候一件意外的事能促使人很快地成长,李红儿就属于成长很快的人。下午两人到了火车站,红儿突发奇想,决定将行李暂时寄存,明天一早出发。余正行问这是为什么?红儿道出了她的理由,说余大哥回去一定是住父母家,都有半年没住人了,下午去晚上到或晚上去半夜到都不行,想来想去中午到最好,下午可以从容地收拾一下。余正行不同意,他原打算到了家乡先找家宾馆住一晚,其他事第二天再安排的,于是说:“还是帮我省着点吧,两个人在外边住一晚可要花不少钱呢!”红儿拍了拍她的小包说:“一切花销不用你担心,我这里有的是钱。”她不容余正行再说什么,招手叫了两个搬运工帮着寄存行李。
余正行不知所措地愣在一旁,看着红儿付款、办手续。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待红儿转身向他走来时,脖颈上不知何时挂了个照相机,眼睁睁地看着她要把短短的一段回家之路演绎成复杂的浪漫之旅,心情不禁沉重起来。
红儿见余正行哭丧着脸,愈是兴奋,说:“怎么了,不想陪我逛逛西湖吗?”
行程已安排好了,不去没有理由。余正行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好半天才说道:“你呀,真是节外生枝!”
余正行近来明显欠睡,以此时的心情看西湖,湖面是空空荡荡的,阳光照得水面有些晃眼。湖滨行人不少,好像世上就有这么多的闲人,一下子就使人想到自己,从何而来?来此何为?将往何处?红儿兴奋得像只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生怕一不留神余正行就会睡去。一群工作人员在湖边忙碌世纪末庆典的准备工作,红儿有兴趣上前看究竟,余正行嫌她多事。红儿看到许多游船空着,提议租条船去湖心。余正行见有船工,船上又能躺着,就说行。转眼间,小船远离了喧闹的湖滨,在湖心悠悠地漂荡着。红儿打开了相机,要给余正行照相。余正行在船头随便一坐等着曝光,左等右等不见红儿按快门,问是怎么回事,红儿只笑不答。余正行“威胁”道,再不照我要睡觉了,话音未落就传来“咔嚓”一声,接着是红儿落在湖面上清脆的笑声。轮到余正行给红儿照,没等红儿坐稳就“咔嚓”一张,红儿要求摆好姿势重来,还没等找到满意的表情,又“咔嚓”一张,红儿叫,你要我出丑啊,又“咔嚓”一张。红儿有点不高兴了,余正行就指导她摆了个姿势,来了一张特写,趁递相机时解释说,年轻人怎么拍怎么好看,不会出丑的。红儿对余正行为她拍特写很满意,听了这话就更满意了,收起相机,独自哼起了无名小曲。余正行能听出这小曲是为他而唱,就用旅游图遮了脸,准备在温馨的氛围里合眼睡去,禁不住心头一酸,流下两行泪来。
他想起了离自己而去的结发妻子,想起了活泼可爱年尚幼小的女儿,想起了自己投笔从商下海南闯杭州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还想到了眼前这位大学毕业不久没找到工作就失业的李红儿。
女人的不幸是男人的过错,男人的不幸则是女人的机会。李红儿似乎执意要抓住什么机会,晚上住的旅店是她亲自找的,一人一间两对门。晚饭时余正行控制着只喝了很少一点酒,相反,红儿像有意要把自己灌醉,不停地喝,手里的酒杯夺也夺不下来。余正行本来准备在晚餐时把下午整理出来的一些想法说给红儿听,红儿硬要他吃完饭去房间再说,余正行更是不敢多喝酒了。可是,当余正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已经来不及了。
红儿把自己灌醉了。余正行送她去房间休息也送不进去,送到这间她要去那间,去了那间又要到这间,余正行问:“你到底要去那一间?”红儿说:“你在哪间我就去哪间。”余正行想了想说:“两间都是我的。”红儿说:“那我两间都去。”余正行见她醉的明白,将她往床上一放,说:“别开玩笑了,看你醉成什么样子!”
红儿坐在床边,头发散乱着,双手却捉住余正行的衣袖不肯放手,说道:“余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余正行无奈叹道:“不会喝还喝那么多,你不知道喝醉有多难受?!”红儿用力拉近余正行,对着他耳朵含糊道:“我要惩罚你呢。”
惩罚说来就来,红儿要吐,余正行马上扶她上卫生间。
红儿真的醉了。这一晚,余正行想走也走不了了,一会儿给她递毛巾擦脸,一会儿给她端水漱口,一会儿又扶她上床躺下,帮她脱去难脱的半高腰小牛皮靴,并不时地给她盖上蹬开的被子。红儿合衣睡着透不过气来,两只手用力扯着领口,余正行便帮她去掉外套——幸好,红儿没有要求脱裤子,只说“水”——于是就伺候她喝水……总之,做了一晚上的护理员,直到红儿终于安静下来,他还不敢丢下她回自己房间,抱着一床被子在沙发上迷糊了一阵,生怕睡过头误了火车。
上午,红儿头痛不止,余正行差不多一夜没睡,两人谁也没精神说话,于是在火车上各自埋头睡了一路。到了站点,余正行不放心红儿身体,说要先送红儿回家,行李下午再提不迟。红儿感觉稍好一些,说,谁送谁呀。余正行父母家就在红儿家楼上,确实不能说送。到了红儿家门口,碰巧她父母从外面回来,大家就寒暄了一番。红儿父亲客气地邀余正行进屋里坐。做母亲的眼尖,一眼就看出两人之间好像有事,不快之色就挂上脸来。余正行见事情不妙,慌忙道了谢,上楼去开自家的门。
余正行的父母在随女儿去美国定居之前,曾特意关照过余正行,这房子就算留给他了,不过只能用来住,不能出租,更不能变卖。余正行当初嘴硬说不要,但房门的钥匙却没敢交出来。现在看来,总算还有个窝可以安居。房子关了半年,屋里早已攒下厚厚的灰尘,空气中还隐约散布着发霉的气息。余正行本能地将所有的窗户一一打开,但对于打扫房间,实在提不起精神。于是,他决定先找个地方好好地吃一顿,再美美地睡一觉。